但是，党代会没有认可毛泽东的“大跃进”计划，而提出了稳定发展经济的计划。更有甚者，它开始限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1956年党代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删去了。当然，这次大会肯定受到7个月前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影响。这在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对抗的史册上又增添了一个斑点。
表面的平静中，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已悄然开始。尽管党章中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仰丝毫未变，党内争吵也没有激化。而且，毛泽东对批评采取了容忍态度(李立三和王明得以重新人选中央委员会)，但裂碑依然存在着，其中有两条裂碑在以后的10年内已似鸿沟。.
刘少奇第一次大胆地冲撞毛泽东。随着踏平这些“障碍”想法的萌生，毛泽东不再是在跋山涉水途中满脑子只想着革命事业的纯而又纯的英雄，而是变成了有着复杂经历的政治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的报告中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但在八大上仅有4次。“集体领导”的话总是挂在刘少奇的嘴边。
刘少奇说，在中国，基本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306Mao行经济建设，其目的是要转移毛泽东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他大声呼吁，说出了许多经济计划者想要说出的话:“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311
刘少奇在解释为什么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去时显得无动于衷。他说:“七大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个人仍然知道它。”刘少奇进一步说:“另外，如果总是重复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犯: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已经对他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当时亲近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一次对共青团讲话中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他不会犯错误。”[331这听起来像是为毛泽东辩护。交通部长(非中共党员)说:“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有三年或四年的任期……谁知道毛主席要当多少年的主席?11[341
毛泽东在1957年初确实考虑过引退问题。他把自己比做一名戏剧主角，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正在衰老而不能把戏唱好，但他没有下台。他没有向党和政府提出辞职请求，仍然是党和政府的首脑。
对于苏联，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言谨慎，但在私下里他是指责莫斯科的。他决定同时接见米高扬和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这是带有恶作剧性的行为。在交谈中，他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赞扬被苏联人诅咒的哥穆尔卡。
毛泽东对波兰的这位第一书记奥哈布说:“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很好的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米高扬怒气冲冲。奥哈布深受鼓舞，当即大胆地批评了莫斯科。毛泽东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挑起了两个外国领导人的争端。
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所作的冷静分析。奥哈布反驳说:“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米高扬大发雷霆:“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
可是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与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是怎样开的，当时鲜为世人所知，我们只是从后来关于刘少奇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发现的。毛泽东不欣赏其中两个观点:刘少奇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某个时候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质，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刘少奇的辫解是:“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事先肯定没有读过刘少奇的报告，显然刘少奇自己也没有仔细检查过。然而，一旦大会通过，这个报告就将字字如接，不可更改。如果在组织严密的党的八大上，一个重要的报告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在‘丈化大革命”中康构一些弥天大谎的抽劣做法，必定存在无疑的了。
见R.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121页，LZS, p.183。也见LinKe et. al., pp.4o-一540冷落在一边，气急败坏。他没有继续参加中共八大，当天就飞回莫斯科。圈
在1956年结束之前，毛泽东使用了一个词，这个词马上在中国排字工人中传开。反对“修正主义”应该与反对“教条主义”并重。这是神秘而严重的。斯大林被看作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毛泽东又指出另一个相反的错误也存在于党内。
这是一片不合时宜的雪花，然而这片雪花将会变成一场暴风雪。’申毛泽东神秘地对奥哈布说:‘冲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毛泽东的话半开玩笑，半带伤感，是不是他在党内遇到了什么阻力?F.
Lewis's A Cose His-tory of Hope, p. 182.
1957年初，毛泽东像是一位波斯地毯编织工，用各种彩线编织着，在毯子织好之前他还不知将会成什么图案。毛泽东手里现在握着6根线，要组织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百花园中的毒草已多于香花;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保持平衡;波兰事件不应受到谴责;匈牙利的教训不能忘记;必须悄悄地消除中国的个人崇拜;中国经济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几个月来，毛泽东一直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党内反对这样做的压力相当大。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心存疑虑。
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容许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呢?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刘。这是一个哀伤的声明。但是，毛泽东最初绝没有反对匈牙利事件。这犹如一个不诚实的求爱者，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的问题》的讲话。
与人调情后，然后又疏远人家。圈
1956年10月，毛泽东缓步走向在怀仁堂中的坐椅，这里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穿着睡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调子忧郁的电报。苏方说，波兰的反苏势力正在增长，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有可能派出苏军进人波兰以维持东欧的稳定，并已做好准备。莫斯科征求北京对此次行动的意见。
308Mao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字任之)的信中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质不同的处理方法。
正是在这种危难局势中，他解释为何要召开这次会议。他回过头去问吴冷西相关的情况，吴冷西是新华社负责人，应邀前来提供最新消息。吴冷西报告了苏联和波兰双方的军事准备情况，总括了波兰工人为反对苏联威胁有准备暴动的迹象。毛泽东严肃地说:“孩子不听话，父母拿出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兵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原则，更不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原则。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大国沙文主义。”
会议决定告诉莫斯科，中国反对干涉波兰、并反对这次出兵行动。半小时内，苏联大使尤金被毛泽东召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告知他这一消息，仍然穿着睡衣。毛泽东以不容分说的语气告诉尤金，政治局已决定，要求他打电话立即转告赫鲁晓夫。
毛泽东开始缩回他的角落了。在国内，毛泽东通知追查“右派”。他认为武汉的学生运动是“小匈牙利”。在国外，他很快就
第+三章疑虑(1956-1957) 309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接受演员蜡送纪念章。
赞扬莫斯科扶持的布达佩斯的监控者卡达尔，一年之内他在北京两次宴请他。他在同匈牙利的领导人谈话时表示，在1956年危机中他给赫鲁晓夫发出急件，敦促迅速出兵反对布达佩斯的“修正主义分子”。[38j
毛泽东对波兰的同情也随之消失了。4月份，他曾宣布将在夏季访间华沙—这将成为毛泽东一生中除苏联外的仅有一次出访，但后来又突然取消了这次访问。1391到1957年底，他开始大谈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愿意由莫斯科来领导。
在北京，由于毛泽东的让步，1957年倒是团结的一年。经济发展在1956年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望的“跃进”，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实行的言论自由实验也由此告罄。毛泽东的许多同事在看到这两个倒退之后，不无宽慰地说:“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毛泽东退回来与他们站在一起。
但并不尽然。自斯大林的神话破产之后，他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莫斯科根深蒂固的敬重已不复再存。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敲击。他试图走一条更具中国特色的道路。
3年来，毛泽东的医生一直不允许他吃鸡蛋或鸡汤，因为苏310Mao: A Biography联医生说这些东西对老人的健康不利。某一天苏联医生改变了这种说法，毛泽东的那些亦步亦趋的医生们也改变了主意，毛泽东又能吃鸡蛋和鸡汤了。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发誓说，绝不能再盲目崇拜苏联道路了。
毛泽东抱怨说，画他和斯大林的画像，中国的艺术家们总是把他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407
毛泽东确实提起过这些令人不快的小节，但他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他对莫斯科道路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他对莫斯科相当敬畏，但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刘少奇认为1957年的平稳为解决分歧提供了机会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和毛泽东都热衷于发展经济，但是究竟“怎样”发展，他们之间有分歧。匈牙利事件对他俩都产生了巨大震动。刘少奇认为，较好的生活水平是防止中国出现类似危险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则认为要优先重视道德领域的改造。
毛泽东后来称1957年是糟糕的一年。这年年中，毛泽东写了一首优美而令人惊讶的词《游仙》[41]。这首词是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随着缭绕于他身边的云朵，毛泽东沉浸在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之中，表达了一种虽死犹荣的心境。
毛泽东的这首词是答赠一位女士的，同毛泽东一样，她的爱人也是在30年代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当时他们四人同在湖南从事共产党活动。毛泽东巧妙地使用双关语来称杨(“杨”又可指杨树)和柳(“柳”又可指柳树):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合影。(1959年6月)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肠直上重霄九。[42]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11 毛泽东接着用了一个古代的神话传说:吴刚由于“学仙有过”，受到惩罚，到月宫去伐桂树。但是他每砍一刀，刀口又会自动长合，桂树依旧恢复了原样。这样，他不得不永远砍下去。
毛泽东以天国的祝福来赞美人间为正义而战的壮举。词中的“虎”是指蒋介石，泪水则形容心情的喜悦:坐落在湖南省长沙县开慈乡开慈村的杨开慈陵园。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奔放，交织着天国神话、人间欢乐、革命壮举和悲痛的回忆。
《游仙》这首词并不是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唯一迹象。在写了这首词之后几个星期，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在与陈的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从有关这次谈话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泪水在毛泽东的眼眶里打转。毛泽东说:“为什么不每年来北京看看?”他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掩饰他真正的心衷:“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
毛泽东对待陈玉英的行为方式与对待其他人尤其不同。他帮助她人座、起身，当她下台阶时又温和地说:“小心点。”对这位女佣来说，她视这种特殊待遇为当然。她以稍带抱怨的温和口吻说:“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9"
[43
江青已于这年的早些时候从苏联医院回到北京，她的身体仍然不佳。毛泽东带着她去各地巡游，但事情总不尽如人意:南京天气过热，青岛又太潮湿，使她患了感冒。[443毛泽东只好打发她
回北京，自己则待在青岛这个北部港口筹划着发动一场“反右”
运动。(www.google.cn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谷歌搜上海木头，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谷歌搜：wewillfreetibet,谷歌搜：大陆的长程思维控制；谷歌搜：woody20000@gmail.com)312Mao:
在其82年的生涯中，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同时也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斯科派了两架图一104飞机去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宋庆龄以及毛泽东的医生乘一架飞机，其他中国党的领导人乘另一架飞机。
在莫斯科机场，毛泽东热情称颂苏联。但在访问过程中，他又几次巧妙地使用了“人民”这个词，来避开说是莫斯科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同情和慷慨援助。，，[。]
毛泽东觉得他有资格摆点架子。当然，他已准备好要谈一些赫鲁晓夫不赞成的观点，但是又同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要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同一些东欧人士后来抱怨的那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间拔河。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46J
毛泽东冲着庆祝会发火，便装做不喜欢克里姆林宫的豪华。
他看了看为他下属安排的房间后，便叫来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与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13一位医生住在一间适中的房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他对李越然说，“请他们给调一下。[471年轻的李越然不大同意，惶惑之中，他只有去找杨尚昆来交涉，好让毛泽东仍住在这间原属叶卡捷琳娜皇后的富丽堂皇的卧室。毛泽东拒不使用盟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的马桶。在应邀观看芭蕾舞剧时，他到得迟，走得早，还对表演指指点点。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渴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缺花圈。
毛泽东拜渴列宁墓时对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9
1481尽管这是站在国际讲台上(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摆脱了他身上的全部乡土气息。当他开始对留学生演讲时，他问有多少学生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大多数人举起了手。结果，面对这些中国听众，他得通过一个翻译把他的演讲从湖南话译为普通话。
毛泽东拉着哥穆尔卡的手去拥护以苏联为头子的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是有一个首的，”他对波拉说，“我们需要一个首。;
[491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召集会议，他争辩说，只有苏联才有力量为首。哥穆尔卡在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咕噜着走开时，对毛泽东坚持要共产主义阵营内“保持团结”的做法甚为“失望”。[5010南斯拉夫不喜欢毛泽东那样效忠于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他在国内执行的“双百”方针，和赫鲁晓夫一样，他被匈牙利事件吓着了。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战争与和平有双重的意义。就在他飞往莫斯科前的两个星期，苏联人已达成一项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得到一颗原子弹。
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毛泽东也许不会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毛泽东仍然需要苏联在军事上的帮助。但是毛泽东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他非常轻蔑地谈到314Mao:
核武器，与1954年他对尼赫鲁所说的观点一样，这使苏联人和东欧人都大为震惊’。“东风压倒西风。"[51〕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久就风行起来。毛泽东的意思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
那些听了毛泽东讲话的人感到，准是几天前苏联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一到达莫斯科机场就发表讲话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开始进人新纪元。”中国五四运动对科学的追求仍在毛泽东的心中闪耀。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只要有了人造地球卫星，就能够蔑视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私一「里，毛泽东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待西方的政策上有分歧的话，那么在国防战略上他们更有着根深蒂固的异见。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抗击，而应该后撤。"[521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
“你所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持久战。”
毛泽东是意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撤到斯大林格勒。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只得向毛泽东解释，那次由于希特勒的人侵所导致的撤退是被迫的，况且，如果再发生战争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了，因为有了核武器。
“如果你们后撤到乌拉尔，”毛泽东平静地说，“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这使我们想起两艘战舰黑夜里在三条航线中交臂而过的情景。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弱处提出，要打败入侵者，必须重视战略防御，但苏联人并不这么想。
毛泽东不害怕核武器—当然，他对核武器知道得要比赫鲁晓夫少一一他认为，只有当你害怕它时，它才可怕，如果你不怕它，它也就吓不倒你。
总之，毛泽东是在尽量利用时间，建立一个至少能与美苏抗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15.毛泽东所使用的词语也使比毛泽东明显粗俗的赫香晓夫甚为惊讶。在争论人类是否能在核战争中生存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说:“若干年后，人们就会生出比以前更多的娃娃。”赫香晓夫正好坐在孙中山遗妨的旁边，当毛泽东说这些话时，她大笑。
赫香晓夫则一本正经地说:‘他应当注意他的用语〔)”毛泽东经常表现出这种粗俗随便。赫普晓夫也有他自己粗俗随便的方面，例如，他把江青称作毛泽东的“绣花枕头”。见KR
(LT)，p.290,, 衡的强国是他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尽管还要走很长的路—阻止美苏联盟反对中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谈到他的许多中国同事。据赫鲁晓夫说，这些同事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高岗就是典型的一例，“你甚至不能在毛泽东的面前提到高岗的名字”[531。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在北京一直经历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是把这些经历当作过去的往事向赫鲁晓夫提起。
大概只有一位同事是毛泽东真正欣赏的。“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毛泽东指着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对赫鲁晓夫说，“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541他指的是邓小平。事实上，这位顽强的四川人后来三起三落，两次是因为毛泽东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而罢黝了他，这是后话。
赫鲁晓夫在玩笑声中告诉毛泽东，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毛泽东问谁可以代替他，赫鲁晓夫说，将由柯西金取代他。
“柯西金是谁?”毛泽东问。他从未听说过柯西金，就像赫鲁晓夫对邓小平一无所知一样。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边攀谈起来，柯西金后来确实取代了布尔加宁。
g年后，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领导人。[551
毛泽东在他的告别讲话中号召团结，这既照顾到他的听众也不满于他的听众。他引用一句古话来进行解释。“中国有句古语，”他对这些共产主义头领说，“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11
[561
当毛泽东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与西方势不两立的好战立场的代表时，他的内心也升腾起另一种忧虑。他发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动摇和衰减。“我看有两把‘刀子’，”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后说，“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这表明毛泽东仍然把苏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摇篮。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他继续说:“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316Mao:
A Biography掉相当多了。11[571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在信仰上正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对此问题，毛泽东悬而未答。在毛泽东以后的19年余生中，对此问题的态度虽然几经变化，但他一直未做出彻底的回答。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17女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郭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前左三为李井泉。
“到1957年，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位在50年代早期就认识毛泽东的缅甸人后来回忆说，“他愈益静坐沉思，显出老相，且行动迟缓。”他们二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毛泽东的眼睛望着远方，他在回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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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艰难的1957年，毛泽东自莫斯科回来后，就把希望寄托在1958年的大跃进上。
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318Mao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
他在1月份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又有了东西。,} (z1
带着沉着挑战的心情，毛泽东南下到了南宁。他在岂江里游泳(岂江流经南宁)，在南湖公园的兰花丛中漫步。他感到自己接触了真正的中国。
在南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长期存在的官僚作风时，他怒不可遏:“这个问题我讲过一万次了，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管怎么说，我还有点资历吧，有些事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他怒气冲冲地提到另一个问题。
他对作经济计划的专家说:“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11[41他对官僚机构的效率低下很不满，他希望下边有更多的能动性。
拆除城墙是好事，毛泽东以挑衅的口吻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知识分子看到北京的城墙被破坏，痛哭流泪。拆牌楼是好事，毛泽东固执地高声说。很明显，他不只是要拆除几座旧城墙，他是在与他认为不合时宜的世界观作斗争。
毛泽东用水来形象地比喻大跃进。他在一次谈到要清除党内的宗派等级思想时说:“脸是天天都要洗的。”他说，对那些变得傲慢自大的官员，“要浇上一盆冷水”。他还说到了“细菌”和“洗掉”积满的灰尘。f51
他自己就下过水。他7次在武汉的长江水中游泳，而且每次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游。激流是一种挑战，而水可使人的皮肤光洁。1957年，毛泽东感到烦躁不安，像一个好长时间没有洗澡的人。到1958年，解脱的机会来了，毛泽东跃入水中尽情洗浴。
50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一直不停地琢磨谁和他站在一起，谁想反对他。他发现在他的花园中毒草的数目远远地超过了强行种植的鲜花，便不能容忍。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赞成社会主义，我正在和地方上的同志摸这个底。”[6j
对毛泽东来说，1958年从1956年就开始了。“百花齐放”的口号令人失望，知识分子使毛泽东情绪低落。现在，他只信任那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社会阶层的能力。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19 毛泽东在北京的一次政府规划会议上说:“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11
[71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年老的，是1949年以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年轻人更单纯，对新的社会秩序更充满热情。
这位来自韶山的人总结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他早年没有实现的理想中找到根源。同时毛泽东也不满于苏联的道路，不满于当时的中国对苏联的效仿。毛泽东还开始了与幻影的斗争，因为新中国已经出现的东西和他希望出现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差距。
毛泽东之所以要对体制进行修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终有一天要死去。
“就像养猪一样，”这位农家子在谈到“大跃进”时说，“骨架在头四个月就定型了。"[8]“大跃进”的目的就是“建造这种骨架”。
“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
极为矛盾的是，毛泽东这位“五四”精神的产儿，在“大跃进”期间创造了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气氛。“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这类口号广为流传。当工人们被迫通宵待在工厂以完成过高的定额时，他们看到墙上有这样一条标语:“一夜赛千年”。这很天真，但也极具感染力。甚至连监狱中的犯人也被触及到了。一位在“大跃进”期间服刑的犯人(后来离开中国)回忆说，他妻子给他写信说，为了支持大炼钢铁，她已把他们结婚时的铁床献给了国家。[9]
在同一所监狱，犯人们积极参加消灭苍蝇的运动。监狱给每个犯人的定额是一天要打死50只苍蝇，超额完成数可以累积起来或用来换香烟。
毛泽东的情绪也被“大跃进”的热潮提了起来。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很保守，尽管后来很多中国人为自己的虔诚努力被摆布而不满.毛泽东本人则因1958年的新政策而意气风发。
320Mao 毛泽东想起了他最近与莫斯科进行的核武器问题谈判，他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国家像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11[101
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也拍打苍蝇。在杭州，他夜间在别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时，也要追赶偶尔飞过的蚊子。他为自己没有打死过老鼠感到遗憾(老鼠也是四害之一)。fttl0他把自己与中国几千年前的孔圣人相比，“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搞过除四害，}f1210
毛泽东的头脑随着统计上的估计而膨胀着。
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人民大会堂(在苏联专家认为这个设想不可能完成之后)，这难道不说明共产主义精神已经在中国出现吗?12000名建设者每天干12个小时的活，而不是标准的8个小时。毛泽东在谈到这些人时说:“他们需要物质刺激吗?他们需要额外的报酬吗?他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这种从社会主义道德向共产主义道德过渡的速度，使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宣称:“这不只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其中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伟大思想。11(131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访问了几家工厂归来后，被工人们的冲天干劲所鼓舞，他挥毫抄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用以赞扬工农阶级的风发意气，也表达了对组织工作的不满: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958年夏的又一个夜晚，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说:江西的一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个县距毛泽东过去的根据地井冈山不远。
他兴奋得夜不能寐，黎明时分，他披衣起身，走近书桌，清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他描述过去的悲惨岁月，当时丁螺和水蛙仿佛占取了那片令
第+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21人沮丧的土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此时此刻他的视野浩瀚无垠: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t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送瘟神》就以水、发展和大自然的赞美展开这般想象，它通篇表达了这位“大跃进”时期的普罗米修斯的激情: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14]322Mao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1956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基调不同。毛泽东摆脱了羁绊。
毛泽东对惊讶的代表们说:“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毛泽东以猴的精明持不同看法，“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是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是住在天上。11
[151
毛泽东用同样的方法还与人争论过“我们是神仙吗?”“我们是洋人吗?”等等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过程，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用这种思想衡量中国。一切事物都不能仅从表面出发作出判断，不断的变动才是唯一真正的现实。未来不是存在于“彼岸”，而是必须从现在就抓住它。乱是美好事物的助产一卜。
有一天，毛泽东这样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11[167这并不是以一种历史观去否定任何其他历史观。
一则湖南谚语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n7在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中，他就像打草鞋一样治理中国。
毛泽东宣称，大跃进“破除了”许多陈旧的东西。{’8)在他心中，“迷信”就是那些认为外国比中国好，中国应该承认自己永远落后以及只从表面看问题的思想。
实际_L，毛泽东对迷信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祖先崇拜。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封建迷信是指什么。到1958年，迷信变成了各种束缚人们意志的镣铐。
他在一则批注中写道:“那些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指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9〕
现在，是不是连马克思也变成了应加以反对的迷信?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23巾毛泽东还说:“人类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地球将不再存在，太阳也会变冷。”毛泽东读过19世纪德国进化论的倡孕者海克尔的书，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存在。毛泽东后来曾说，他的思想受“四位德国人”的影响很大，“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见.r.
s. starr's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p.42) 毛泽东的确开始轻手轻脚地把马克思置于他应有的位置上。
他在党的会议上提醒大家:“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不是革命没有革成吗?列宁不是在这方面超过了他吗?“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207毛泽东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并没有破除魔法，只是用毛泽东的魔法代替了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方法，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一部分。
如果说毛泽东怀疑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话，他对怎样前进则有坚定的信心。他感到经验已经教给他很多政治行动的秘诀:
.利用矛盾是获取和掌握权力的方法。
.平衡只是假象，甚为不利，不平衡才是最有创造性的事物的状态。
.进步靠“波浪式”推进来实现。
.如果只有上面的命令，而没有群众热情投身变革运动的积极性，那就不会有什么结果。
.斗争保持纯洁，它不仅能让你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而且是政治中的神圣的东西。
.可信赖的人不是专家，而是老粗、外行、卑贱者或所有那些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从现在开始十五年以后，当我们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强国时，我们可能会变得趾高气扬，尾巴会翘到天上去。11[211这是过分乐观的预言和对功业难就意识的奇异混合。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大跃进的热情，主要是受现代化之梦的激发。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巧年内钢产量将增加g倍，将超过英国。小轿车遍地。
但对毛泽东来说，这场战斗及战斗的目的有着更根本的重要性。假如毛泽东是空想家，他的乌托邦主义也不得不与实现途径结合起来而不是作为终极目的。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心灵将发生324Mao某种美妙的变化，即使不大清楚这条道路将把人们带向何方。
他用统计数字来作隐喻。确实，很多被夸大了的数字之所以能够出笼，仅仅是为了献媚而允许强奸事实。而毛泽东本人的哲学观点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假数字的文件也有影响。
汉语对数字统计数有不精确的一面。“万”在中文里常常意味着“数千”，这同英文里的“很多”相当。毛泽东本人的情绪又强化了这种倾向，“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不过是对士气的自我激励。毛泽东总是说，既定的任务要在2年内完成，有的任务用4年完成，4年完不成5年完成。这都是强迫命令，而不是精确统计。
毛泽东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圈
一天，毛泽东邀请一位学者交谈。这位学者就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齐放”期间小心翼翼地开放过。“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他的公民。
这是一个能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并不只是专横跋息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已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加人有200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有利于相互帮助。
毛泽东迅即反驳:“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怀疑这是不是有效。
毛泽东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找。; f237
毛泽东鄙视形形色色的专家，大跃进就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贺。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没有生气，行止古怪。
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冷嘲热讽，同时又要与争道挡路的教授争个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没有受过教育，
第+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25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著名人物，以此来谴责专业知识、荣誉和高级地位。“范文澜同志，”他转向正在聆听他讲话的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说:“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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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月里，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装作向年迈的范文澜请教有五六次之多。范文澜又不能—或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自己历史知识的渊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百花齐放”夭折以后，他在一次强硬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11
[257
毛泽东召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身边做医生，像李志绥这样的背景或按他的意愿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泽东喜欢那些去过西方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职员，李志绥是从澳大利亚回来为国效力的。在1954年应召作为毛泽东的医生时，李志绥就说明他的“阶级背景”远不是“工人阶级”，可是毛泽东告诉他，“诚心诚意”就行了。由于李医生之故，毛泽东似乎喜欢对那些应选择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当他这样处置与他的医生的关系时，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中是有极为不同的特质的。也许毛泽东这里有值得赞美的根基使他信任这位顽固的医生。阿谈奉承在毛泽东身边是常见的，但李医生却是颇为高傲自大的人，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时候毛泽东可能意识到李志绥确实具有独立的意志。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泽东又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折中的办法又用上了—在国内为了赢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赢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合作—“大跃进”期间，他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同中国一样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326Mao:
A Biography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26l
毛泽东重申:“山沟里出哲学。n [271自30年代与28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他还没有这样说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的谈论惊慑了高级干部听众。[281这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泽东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会议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经质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泽东指出:“《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恼火了，一名中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排除出去。尽管其观点有些摇摆不定，但毛泽东感到《孙子兵法》中有马克思主义。[291
或者，他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想相一致?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划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泽东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第+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27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乳*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1959年春季说:“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9-02-21，1967
在批评俄国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趋近儒家学说，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说来，它们是一致的。11
[317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是经济规律，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在1958-1959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好事。对失败他也是这种态度。
他要求要把好人和坏人都邀请来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327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会上讲，“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1> [33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地位卑微总是件好事，毛泽东常常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
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份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报告眼睛发亮，广州附近的一位男青年偶然发现一种有效的消灭白蚁的方法。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向高贵的代表指出:“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
[347
毛泽东甚至开始说美国也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对一群干部说:“要两条腿走路，要有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11
[357两个月后，他从美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
[367
毛泽东甚至这样议论，说“国家的消亡”看起来是可怕的事实，但终归应辩证看待。[377
所有这些，都震慑着中国的精英分子。它似乎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它蔑视中国的(和列宁主义的)制度的宝贵价值，没有引向正确政策的道路，也不包括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同饮食般不可少的乐观主义。
“大跃讲”时期.非同寻常的是，毛泽东从心底里确信中国328Mao共产党的分裂是件好事。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用自然界的更新现象来说明这一点。“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对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387他似乎喜欢“分裂”这个词。
毛泽东视分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一信仰使他不久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试验。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的实验搞得不大好。前晚欣喜不已，清早起来沮丧万分。没多久，“大跃进”看来走向更像悲剧的一方了。
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兴奋所在，1958年就为亿万农村青年提供了诸如此类的东西。地方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公社精神在成长，平民百姓感觉到自己是新型中国人。一种农村政府的新机构—融劳动生活与公民生活于一体—出现了。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5年的时间。[39]新的农村制度框架没有坚持下去。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遍地饥荒。毛泽东对钢铁产量的预测和他对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测，证明是盲目的乐观。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叫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坡”倾错误。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29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推荐由刘少奇担任。会上，毛泽东轻松自如.笑容灿烂。
对毛泽东的一个残酷的打击是资本主义习惯势力在抬头。当食物短缺时，手中有粮食和蔬菜的农民便骑脚踏车将这些弄进城里的黑市卖高价，再把得来的收人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肆意挥霍上。
麻雀的生死沉浮结论说明了很多问题。宣布麻雀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主意，它们不是吃掉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6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出的英明号召，全民动手消灭妨碍经济进步的四害，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大明智，这些鸟既吃粮食，但也吃祸害粮食的害虫。
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中国的农作物。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麻雀取消了，臭虫起而代之成为四害之一![401(老鼠、苍蝇、蚊子已在魔鬼殿里占有了位置。)
就6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泽东的计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会留下很大的裂伤。
“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4l]当1958年末批评意见增多时，毛泽东有些悲伤地这样说。他意识到公社太大，无法一口就吃下去。要求搞一平二调—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2月的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所以，他同意退回到较小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泽东厉声说。这只不过是换了口气说话。
“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42)他像一只刚从蒸锅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地说。这使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在1959年年中把330Mao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
[43]这话富于挑战性，代表了毛泽东的个性。他讨厌账房—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的人。他能敏捷地区分反对者的外形。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纸墙。每家单位后院的土高炉都似乎在用不可思议的方法去提高钢铁产量和集体意识。北京大学建起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泽东特别高兴。也许，他终于敲升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在他1919年受到过冷遇的可爱的北大校园里，简陋的土高炉并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有效手段，所产的钢铁质量都很差。热情的学生把厨用器具塞进高炉。生铁锭出来了，然后又把它们制成菜刀和勺子，还原为厨房用品。
“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
毛泽东在“大跃进”松劲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沉思道:“即使失败了，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重新建设。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全世界都笑话它。"(441
他的坦率仍然掺和在挑战中:“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坚持到底，我就自己干下去，直到把我开除出党。即使那样，我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在1959年的压力之下，毛泽东退到了山区。这是他刚刚辞
第+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31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步出会场。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这是在韶山故居和家乡的干部、群众合影。
去国家主席之后刚刚几个星期，赫鲁晓夫撕破苏中核武器协定之后的日子里，也是他将与一位重要同事发生严重决裂的前夜。他选择了湖南。
32年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回到了韶山。他去看了在1927年惨败以后被没收的自家农舍。毛泽东雕塑般的站在他父母的遗像毛泽东用松枝向双亲蔽上一份敬意。
332Mao: A Biography前。“如果是现在，他们(患这样的病)就不会死了。”他小声地说了好久，又仿佛在想着自己的年龄和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所取得的进步。66岁的毛泽东接着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他父亲52岁时死于伤寒;母亲在同样年纪死于淋巴腺炎。)
毛泽东去祭了双亲的墓。在1927年间的国民党的恐怖时期，坟墓被掘开以示侮辱，最近几年被修葺一新—现在中国的这种土葬传统已改成火葬。
有人递给他一束松枝，他静默地接在手中，把它插在墓前，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然后，他朝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离开坟墓，毛泽东沿着小山漫步到毛氏宗祠。他止下步来，面露疑色，寻找着什么。是菩萨神完不在了。他母亲过去常常在神完面前烧香，在毛泽东生病时她让自己的儿子吃香灰。这是因为意外的“大跃进”，砖头用做后院的炼钢高炉，木头当作燃料。
“多么可惜，”毛泽东对他的随从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完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类帮助和鼓励。11[451
人夜，毛泽东独自坐在油灯旁，就像50年前违抗父亲时常做的那样。他写了一首诗，与他的很多诗词一样，是一首旧体诗。在《到韶山》这首诗中，“大跃进”的胆略不会没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467
像在别的诗里一样，毛泽东对正在形成的新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但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他的胜利感第一次出现了对逝去岁月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33《七律?到韶山》手迹的忧郁痕迹。我想，他不只是诅咒罪恶的过去，还包括他现在的日子。
“英雄下夕烟”的画面，使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走人生的下坡路。“为有牺牲多壮志”，这引人注目的句子也能说明这一点。不仅仅是壮志—毛泽东自年轻时就喜欢的主题—而且磨难打开了通往新社会的大门。“为有牺牲”是这首诗的情感中枢。
在韶山陪同毛泽东的，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年轻的地方干部。
他像一位朴实的童子军领队，当时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地委书记的任上。毛泽东看上了他，在与自己的同代人政治局委员们的关系紧张以后，他好像是要寻求抓住一只年轻人的手。这位湖南的当政者名叫华国锋，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他很多。
毛泽东找来杨开慧的长兄杨开智，及杨开慧的一位生前好友亲切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公开，不过时年38岁的华国锋陪同了谈话。
匈牙利总理明尼希访问北京之时毛泽东尚在湖南山乡，他的日程表上的重要安排是与毛泽东会见。中国方面的礼宾官员告知的毛泽东行踪的全部消息是，“主席在农村某地对思想观念和哲学问题进行填密思考”。这位匈牙利人怒气顿生，他对自己的随行334
Mao: A Biography助手们说，即使斯大林“这位人间上帝”也没有毛泽东这么神秘。
访问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明尼希这位美食家正在北京烤鸭店进午餐，他被告知毛泽东在等着见他。这位匈牙利人喻着满嘴饭菜说:“这位老板该等几分钟，我等他的音讯等得够久了。”但这不是北京的毛泽东在庐山。
巾从刘少奇一方也可看出毛泽东已让出国家主席一职，这可以从他妻子的谈话中略见一斑。有一天，她对孩子们说:‘爸爸很忙，他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把一些具体的国家事务都交给他了。
你们不要打扰他。”见CB, 851, p. 25.风格，明尼希被巧妙地制服了，几分钟后他就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47]
在南方的逗留似乎使毛泽东重又增添了活力，他是那样平和而练达。他指着一提其名便站了起来的刘少奇说:“我们有了一位新主席。”中那气氛看起来是轻松愉快的。
高耸扬子江畔、海拔4000英尺的庐山，风景如画，凉爽宜人。但是，当毛泽东在1959年7月到庐山去见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事时，他知道自己面临着麻烦。
毛泽东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目光迷茫，神情不定。在战斗开始之前，他赋诗一首。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但是这个7月1日他的思绪超越了政治: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第+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351959年7月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的心中又涌起永世流芳的念头。黄鹤是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黄鹤楼在庐山以西不远，传说古代有一位仙人就是从这座山旁骑乘黄鹤飞走的。毛泽东以不凡的两句结束他的《登庐山》一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48l
陶渊明是公元4世纪的一名官吏，同毛泽东一样也是位诗人。年老之前，他辞官归隐，写下了充满乌托邦幻想的《桃花源记》。毛泽东或许是在思考过去的那种朴素单纯已不复存在，或许在考虑退休，或许是在思考自己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抑或在思考一种超越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宇宙和谐。
国防部长彭德怀是一位能干但有缺点的人。他长相粗鲁，无甚学识，亦无风度。他的率直性格早就有所表露。孩提时他一脚336Mao:
A Biography踢倒祖母的鸦片烟罐，结果被赶出家门。[a9[他的士兵们尊敬他，但他并不像朱德那样是一位随和的人。他迟钝于理解毛泽东的精明所在，常常不能领会毛泽东的巧妙迁回的军事战略思想。
还是在延安时，一天有人问彭德怀:“你在读谁的书?”“他写的。”正在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草稿的彭德怀回答说。
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花了9天的时间写成的文章，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彭德怀粗鲁地对他的来访者说:“他还想出版呢!个人写的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义出版。"[501
彭德怀仅比毛泽东小4岁，他们在井冈山时就在一起。彭德怀知道毛泽东犯过一些错误，因此并不把这位主席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超人。在毛泽东被尊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后，他仍认为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父。
这位国防部长在中央委员会的分组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他给毛泽东的宠儿身上罩上了阴影。[51]“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嘛。”这可是圣地!“主席去过这公社，”彭德怀继续说，“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了。”这是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和绝对权威的直接挑战。
彭德怀并不是单枪匹马，和他站在一起的军界要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解放军是一支农民的军队，这位高级官毛泽东和彭德怀。
(1953年)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37贺子珍在庐山。
员认为应该让中央知道，农民被毛泽东的大跃进推得太快了。
28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剩余人物，包括在遵义会议上曾和毛泽东站在一条线上的张闻天，现在也站在彭德怀一边。张闻天最近才刚离任驻莫斯科大使。彭德怀在春天的东欧之行中，对毛泽东的做法大发牢骚。张闻天则怂恿彭德怀向毛泽东进攻，他认为“大跃进”已远离莫斯科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信仰。
彭德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521。他们坚持认为，思想空话绝不能代替经济专长，好大喜功、浮夸风是中国需要消灭的一种弊病。
毛泽东甚为震惊。盛怒之下，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531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冲突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
毛泽东说:“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江青还是来了，带着相机到处拍照—松树，山峦，楼阁。她执著地坐在充满紧张气氛的会场。她的出现不仅没能给毛泽东带来镇静，反而使他感到更加沮丧。[543
出于对江青的不信任，毛泽东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安排与前妻贺子珍会面。仍在医治中的贺从上海写信给毛泽东，警示他“王明集团中有人要害你”。这是对延安时期的混乱记忆，当贺子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她的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毛泽东送给她一箱“555”牌香烟，1
000元钱，邀她上庐山(在以前的信中毛泽东劝她戒烟，她遵照了，但这一礼物是再让她吸烟)。贺子珍满头银发，脚步不稳，见到毛泽东激动无比，可是说不出话来。毛泽东温情地对待她，要她留下来一起吃午饭，然而她拒绝338Mao:
了。贺子珍离开后，毛泽东默坐无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沉浸在忧郁中。“她老得这个样了，”他自言自语，“病得这个样了。”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他失眠了。就在他要应付彭德怀的挑战的前一天晚上，他吃了三片安眠药，但仍来回踱步以待黎明。他像一位东方的李尔王，带着痛苦的煎熬出席上午的会议。
他毫无表情地开始讲道:“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他像捻珠祈祷般的不断地重复着一些钢铁产量的数字，这表明他心绪烦乱。[551,然而，在他40分钟讲话结束之前，他又讲了一段精明的话。彭德怀后来曾承认，他像张飞—古代一位冲动且成功的英雄—只有其粗，实无其细。毛泽东在他诱人的讲话结尾时纠正说:“我像张飞，虽有其粗，亦有其细。，，[*:
毛泽东退却了，但没有凄枪。他想作出姿态从极左的图腾殿中退出来，“公社食堂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57]0他承认建立公社食堂的计划应该修改，因为这惹火了几亿农民。
毛泽东要求团结。但这不是他的个性，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愿作利刃而不是钝刀。不过此时他的刀子已经用够了。他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时也承认:“因为在建设方面基本上不在行，我对工作计划一无所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
他在承认错误时措辞颇为巧妙。“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他还说，“我见过列宁的手稿，里面改得一塌糊涂。
他也犯过错误。; [58]
在会场外面，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与毛泽东碰了个正面。“彭总，我们谈谈吧?”毛泽东对他的国防部长说。彭德怀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很和气地说:“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走过去。“你不是谈过了吗?”他大声说着走开了。t洲
对毛泽东的一个批评是，他把人作为祭品，捧上了不能实现生产目标的祭坛。批评者引用孔夫子的话。这位圣人在反对用泥人陪葬死尸时声明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在他的不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39眠之夜，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这种不公开表示指责的折磨。
“我无后乎?”他问中央委员会，“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山上谣言四起，说什么如果毛泽东撤了彭德怀的职，彭德怀就要用自己手中的实力密谋军事反叛。现在，潮水冲向了彭德怀，毛泽东面对这些谣言不得不深思。他把矛头转向这位高级军事将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一切从头开始。”多数人受到震动。当他大发雷霆之怒，说要“重上井冈山”时，一些人一定会想起毛泽东在1938年发出的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对江青的攻击，他就“要回到韶山去”。
毛泽东明智地给直冒冷汗的将军们留下了一条出路:“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圆
瓜摊一臀阿伙难黔刃御脚材似准翔辘枷比.毛泽东在67岁生日时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鳞映涵340Mao 彭德怀本来动辄发怒的脾气失去了控制。他想起了在延安时长达一个多月的毛一彭争吵。他用粗话大叫道:“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圆
会议失去了正常秩序。朱德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很大震动，有人听见他喃喃地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啊!”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彭德怀遭免职，林彪取代他出任国防部长。
毛泽东的胜利来之不易，他没能解决庐山会议期间的全部问题。他只得接连召开会议，在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发出难以捉摸的信件来区分敌人和动摇不定的人。
他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然后，他又露出一副温和的口气，“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儿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难怪，毛泽东在庐山时看上去很憔悴。他没有去“桃花源”，他失去了一些根本的基础，他为战胜彭德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他带着江青到杭州他的别墅做彻底的休养。
与彭德怀的斗争比1954年对高岗的斗争更加严重。高岗是地道的阴谋家，而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在基本政策问题上不一致。
高岗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太过，而彭德怀的类似观点对毛泽东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斯大林也是在这种时候因为类似的失败而被否定。高岗使得几乎整个政治局都反对他。而在庐山，陈云、朱德支持彭德怀，刘少奇持中立态度，政治局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全同意毛泽东。
庐山萦绕的是斯大林的幽灵。自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找到了应付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中国式道路。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分裂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到1960年的冬天，毛泽东把彭德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十四章修补体制(1958-1959) 341★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什么是毒草?”当把话题引向“大跃进”时，毛泽东问来访的布尔加宁。这并未激起这位苏联人作出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讲起西红柿的历史:“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l]无物长在，一切皆变。耶稣、哥白尼一开始不是被当作毒草吗?
如果布尔加宁没有被完全说服的话，毛泽东只是证实自己愈来愈相信苏联人对辩证法已失去兴趣。他们开始喜欢稳定的世界。而毛泽东则对世界的动荡感到欢欣鼓舞。
这是否是中苏伙伴关系在迅速走下坡路的原因?这也说明了两国长期不和的气氛。意见的分歧一开始就表现在很多方面，且无休无止，其中互不信任的气氛最为关键。毛泽东在1958年改变了方向—其原因可以追溯到非斯大林化之初—并且莫斯科很快就断定毛泽东狡猾而狂妄。
苏联人对“大跃进”感到惊讶是正常的。“大跃进”是毛泽东从以莫斯科为基地的正统思想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书。与布尔加宁谈论西红柿的历史只是一个小小的信号，说明毛泽东开始抵制苏联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他要从那些“非辩证”的看法认为是毒草的东西中找出明天鲜红的西红柿来。
赫鲁晓夫意识到，这对苏联人的利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将意味着什么。失去了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纽带关系就像从盘子里掉出的中国豆腐。
“大跃进”进人高潮时，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访问是简短的(三天时间)和务实的。此前毛泽东同自己的军事顾问密谈了好几个星期。最巫待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342Mao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普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毛泽东严词拒绝了苏方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损害中国主权的建议。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香晓夫。
局势。透过这一问题背后，更主要的是商量如何对付美国，如果发生战事如何应对。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各由其国防部长陪同，就中苏的军事合作问题直接进行磋商。实际上，赫鲁晓夫的目的是想牵制毛泽东。
“军事合作”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取决于你从哪一方面去看。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要在中国建一座无线电台，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系。”他平心静气地回忆说:“我们提出要在他们的领土内为我们的情报监听站提供一个基地。
(21毛泽东对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想与我们组建一支联合舰队，想控制沿海，封锁我们。"(31
赫鲁晓夫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毛泽东的头脑在发热，他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苏联阵营内部大战，他要让苏联人握住决策权。
此时他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坚定的伙伴，他完全支持毛泽东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并对毛泽东要收回台湾给予军事援助。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43 对毛泽东来说，同赫鲁晓夫的隔阂加深了，中国的主权在受到轻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愿不再为苏联所认同。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是在开一个恶作剧玩笑，这位苏联领导说:“不可能一下跃进到共产主义。11[41
尽管赫鲁晓夫早在1954年对中苏关系就有过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是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早地看到了将要到来的分裂，毛泽东决然地向这一步靠近，他想要决裂。
在这次首脑会晤之前，毛泽东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有一个讲话，如果赫鲁晓夫看过这个讲话，他就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苏中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不是谈对外政策—但苏联是它的主题。
“现在，有些教条主义者主张照抄苏联。”毛泽东抱怨说，“我想知道，苏联过去又照抄了谁呢? f51
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中国照抄苏联而不是苏联照抄中国。他反对“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他坦然宣称，中国为继续向前迈进已积累了比苏联更“丰富的经验”。
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毛泽东打交道。他认为，他在同一位小伙伴一起经营一个响当当的联盟，这位小伙伴需要正确地加以遏制。在这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医生，他是在“用针扎(赫鲁晓夫的)驴子屁股”。
欢送赫鲁晓夫的宴会开过三周以后，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马祖岛。这震惊了世界。但在紫禁城看来，这只是小事一桩。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已有新的面貌，他要努力在中国国内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越发不断地用过去扛枪生活的调色板来涂抹当前政治斗争的颜色。他自我辩解地说道:“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中它们总是管用。11[51
毛泽东在把中国农民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中时向台湾海峡插了一刀。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这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对这位视斗争为拯救之道的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全民皆兵”成为“大跃进”的主题口号。毛泽东在1958年9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各省造344Mao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11
[71当然，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台湾海峡，但这不是这种军事动向的根源。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是他—而不是蒋介石—导致了金门、马祖危机。他若无其事地称他的行动“只是打了几炮”。他并不真正想打一场战争。他承认:“我并不指望引起这样的一场风暴。”’
但一场外部危机能给“大跃进”火上浇油。毛泽东在同一个场合说:“除了其不利方面，危机的局面使我们动员了很多力量—使落后阶层和中间派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人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当然，这是一次倒退，退回到令人兴奋的年代。当然，这使很多计划者皱眉头，也使赫鲁晓夫大吃一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他瘸着一条腿，不是用两条腿走路’，[810他反对莫斯科在政治和经济方法上缺少灵活性。“他们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n
[91他这样评论苏联人，是为他自己直接向群众施号发令做辩护。
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世界观，一言以概之，是对“全面巩固”的提法的厌恶。他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地产生、发展、消亡，不可能有全面的巩固。;
[10]这与他放弃已成定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出自同一哲学。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恶作剧式的，他把第一个人民公社称做是放了一颗“卫星”。
莫斯科的世界是稳定的，毛泽东的世界是不断变动的。毛泽东不满意于周围的世界。
*毛泽东后来认为他在台湾海峡的举动可能是轻率的。他在195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我们过于冲动，在国际问题上就可能犯错误。”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2-19.
1969..
一年以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晤。中苏关系又罩上了一层乌云。印度和中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而莫斯科在这件事上倒向印度一边。赫鲁晓夫被毛泽东的固执吓住了，说:“他开始了某种病态战争幻想。”赫鲁晓夫还在美国兜了一圈，并同艾森豪威尔共进晚餐。毛泽东把这视为阿谈奉承。苏联人也把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A) 3451959年10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接见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的各少数民族观才乙团。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斥为“发疯”。
最糟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旋转不定和相互间的指责，苏联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告吹。
赫鲁晓夫不愿意再去北京，是否该轮到毛泽东去莫斯科了呢?可是毛泽东纹丝不动。在一种紧张不安的气氛下，两国的高级会晤于1959年秋天在北京举行。
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飞抵中国首都，以及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这似乎有些不成体统。这里一派节日的气氛，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次最大的国际庆典。胡志明、金日成和其他许多外国首脑都出席庆典，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用来作为主题音乐。
可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的照片所透出的气氛与其说是庆典，不如说像是葬礼。两人的眼睛都紧闭着，眼皮差不多快合上了。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一股寒气。”[l1]江青说，赫鲁晓夫的访问是“单调又乏味”。
令毛泽东恼火的是，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爱好和平，又批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1121—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讲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共同负有特殊的责任，这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在中国国土上设立长波电台，以保证他的346Mao舰队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不行。”毛泽东发出雷霆之怒:“我不想再听到这个问题。’，137
1957年在莫斯科，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主动。1958牛与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他让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估摸不透，可能也掌握了主动权。但1959年间的主动权似乎已转移到赫鲁晓夫手中，他只能戳戳赫鲁晓夫的后背。
一天下午，用茶时他问赫鲁晓夫:“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可多啦，”他自问自答，“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此话的用意感到迷惑时，毛泽东又说道:“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1a7
在同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谈到汉语的独特性—像他以前在中国人中间讲过的那样。“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他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一有自己的词。"
[157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在1959年的最高级会晤中，最令毛泽东恼怒的是，赫鲁晓夫要求见一见彭德怀，并要送给这位被撤职的元帅一份漂亮的礼物!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赫鲁晓夫的姿态表明，这是他对僵持着的苏中关系危机的指责，也是对毛泽东偏好“大跃进”的指责。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已受到彭德怀及其同僚的困扰。
赫鲁晓夫在冷冰冰的气氛中回国，他没有见到彭德怀。没有任何联合公报发表。毛泽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167
由于彭德怀和赫鲁晓夫之故，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后来到中国最南端宁静的海南岛度假去了(没有带江青)。
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的现实。然而迹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次与往常一样，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同外国同伙交往的能力，又猛击了赫鲁晓夫这个俄国佬不可承受的一拳。于是，苏联在1960年年中突然撤走了它的1.2万名技术人员。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47恩人。[171毛泽东答复道，苏联专家对关键计划和资料一直保密。
毛泽东疾言厉色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11 [1B1他迟迟才发现，苏联的产品“笨重、原始，而且价格昂贵”。
表面上的外交礼节还保持了一段时间。1960年秋，毛泽东还到苏联大使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招待会。但是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令人惊心的非斯大林化的大会召开以来，苏联党的第一次大会—引起公开的大论战。阿尔巴尼亚是主要议题，中国是争端所在。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开莫斯科，毛泽东破天荒地在北京机场迎接他的伙伴。
1962年底，毛泽东所采取的步骤是，对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派致命一击。他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191。分裂已成定局，党与党的关系不复存在。1963年，毛泽东和苏联人之间就思想观念之争发表了多封公开信。
所有这些皆源出于体制。实际上，思想观念领域的斗争即将结束。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的所有权。
到1964年，毛泽东看到苏联这个魔鬼头上的特角已多得不可胜数。他在一次计划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201他再次将苏联同他略知一二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同纳粹主义比较不合适。他说:“他们是一伙比戴高乐还卑鄙的家伙。;
[211
毛泽东的看法终归到了这一步，即是在1964-1965年之交的冬季得出的，苏联比美国还坏。
以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位“沙文主义者”看来，二者确实都不是好东西，但苏联更靠不住。他说:“美国是坏蛋，他们是诚实的坏蛋。苏联人还是骗子。”当苏联人正在崛起时，他发现美国人的统治欲望正在衰弱。
他产生这个新想法的一个线索是由于同邓小平的分歧。当邓小平重申既定的政策，说亚太地区是全球紧张的重心时[221，毛泽348Mao东纠正他说，不，在当前欧洲才是的。由此可以说，在毛泽东的眼中，美国的威胁在减弱，而苏联的威胁在上升。
毛泽东真是不可思议。他把中国的救星复称为恶霸。在他的很多同事看来—不只是已倒台的高岗和彭德怀—毛泽东走得太远了。
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也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支持，多数中国人不喜欢苏联。很多受过教育的党外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中苏联盟。即使在台湾，很多人私下里也有些赏识毛泽东终于摆脱了贪心的北极熊。
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局内，毛泽东在苏联问题上还面临着一些战斗。
既然毛泽东满不在乎地拔去了塞子，人们一定会问，为何要把这个瓶子保存这么久呢?毛泽东后来称，中国在50年代别无选择，只有追随莫斯科。他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没有人能分清正确与错误。我们只能照抄别人，虽然我们对他们一直就不满意。”圈
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直到非斯大林化出现，毛泽东还一直认为莫斯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源头。
像在许多宗教体验中常发生的那样，信仰的慢慢动摇，就会发展到超越充满疑惑的激烈时刻。迟至1962年，毛泽东已放弃了这种信仰，但还朝着宗庙的塔尖眺望。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第+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49泽东提出有两种教条主义的论点，接着加了一句:“莫斯科认为这两点是我提出来的。"(241这两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主义的宣言，毛泽东为此而感到自豪。不过这还是给他以触动，以某种方式给他以印象，因为莫斯科把它们说成是他的思想的产物。
*此时中国还保留着忠实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来自当时监狱的一份回忆录表明，一般中国人都认为对巴尔干这样的小国家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中一位当时正在服刑的犯人说:“如果六亿中国人站在一起，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汪洋。”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官方的政策马上降低了调子，与公众的口味一致。见Bao,Prisonerof
Mao, p.296.**随寿年事愈来愈高，毛泽东常常提些玩笑式的问题，这可不像他表面肴上去的那么谦进。数年后，他对泰国领导人克立说:1称不怕我吗?蒋介石和西方骂我是土匪、罪犯、杀人犯。”(过了一会儿，当毛泽东说他不久就要死去时，克立则说不可能。毛泽东问情由，克立答道:“啊，主席，世界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第一号坏人。”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坐持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所有人握手”。)见Kukrit
to R T,Bangkok, 11/10/790
毛泽东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了解一些，在60年代初期，他对世界问题的兴趣超出了苏联阵营的范围，其外交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泽东不再在别人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
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17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在这些革命者眼中闪光，这些从事运动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
“大跃进”期间，中国伤害了不少友好国家。出于消除人的疑虑，还有事业上的挫折等，他在1962年一个批示中写道:"1959年是一个马鞍型，全世界转而反华。"[251’
在60年代上期，毛泽东不只是收复他的失地。
“我想，你知道你是在和一位侵略者谈话。”毛泽东在与1960年到访的蒙哥马利勋爵共度长夜时说。他目光灼人，显示着自信，“联合国就是这样称呼我的。同一位侵略者谈话，你不介意吗?11(267“
他不希望同印度改善关系，尽管政治局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在喜马拉雅山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在军事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创印度军队，然后像个无聊的冠军撤了回来，让印度的民主处于一片指责吵闹之中。
不过，毛泽东好像只是想证明他的外交政策是为了防御世界，而不是为了赢得世界。他在这次军事胜利以后没有紧接着采取任何外交活动。中国与印度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都很不好。
毛泽东发现了非洲。1960年以前他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块大陆，即使在他开始对这块大陆感兴趣的时候—中国在那里取350Mao得了一些成功—他对非洲的了解仍然模糊不清。1964年，他接见了阿尔及利亚的来访者。会见结束时，他不得不要求他们写下他们的总统本?贝拉的名字。
同一年，他与桑给巴尔人是这样交谈的:“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尴尬的来访者告诉毛泽东，其人口是850万。毛泽东对桑给巴尔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你们国家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正好位于赤道上。”那位非洲人答道。“赤道上一定很热吧?”这是毛泽东的下一个问题。〔271
对于非洲问题的天真(也许是故作谦虚)，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私下里对此作出精明的判断。除了思想观念方面的恐吓和宣传，毛泽东私下承认古巴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缺少古巴所需的石油和武器，而莫斯科能提供这些。〔洲
毛泽东精于施加自己影响的基本技巧。1964年，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要求中国派一高级代表团访问布加勒斯特，毛泽东对采取任何行动都很谨慎，他说:“即使只与他们握握手，也是很重要的。99[293
对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竭力将中国拒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做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51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观看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蜡送的礼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此作出响亮回应:“我们孤立吗?不孤立……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六亿人口孤立吗?”〔划
如果说，“反华”的态度使毛泽东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甚于刺激。他向本土观念较少的同僚们保证—也是对自己的再保证—反华势力并不是很大的。1960年，中国在巴基斯坦进行一次展览时受到反华示威者的包围，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反华间题》的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也为某些人似乎仍在反华而感到受了伤害。在他的劝告中有这么一些可怕的数字，即要他的同僚们去“接受世界上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经常反对我们这一事实”(31]0
1964年秋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爆发出两件新闻。第一件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被推翻，第二件是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两者对毛泽东来说都是胜利—并且为他的所思所虑联系在一起，因为这增强了中国的自豪和独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所作的反应，显露出他中国帝王思想方式的痕迹。埃德加?斯诺在此后不久曾问毛泽东，如果苏联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中国的个人崇拜是否正在出现。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32)
毛泽东说，让中国人从几千年来对帝王的祟拜中摆脱出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确实如此，即使一位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可能也不会摆脱这种影响。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后继者采取一种开放的心态，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做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352Mao:
A Biography位“法西斯主义者”的话，就没有多少理由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是“社会主义者”，难道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复辟到了不能挽救的境地了吗?
然而，毛泽东更多地从个人角度看待新的领导者。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他会见了柯西金—克里姆林宫的第二号人物—并举行了会谈。
在原子弹试验的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四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3英寸大的红色字体印刷的标题宜布了这一消息。第二天，每家商店都在橱窗挂上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早些时候的一幅照片吸引了见到过它的一些美国人:毛泽东与钱学森一起坐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一张木桌旁。[33]钱学森是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回到中国。〔34]
毛泽东对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欣喜不已。他亲自鼓励钱学森等科学家。他以少有的热情和激动告诉外国来访者，中国不得不研制原子弹，即使生活水平问题使他们身负重担。
毛泽东所知道并相信的是人民战争，这种战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延伸。出于同样奇怪的原因，毛泽东对发展核武器持不同态度。他希望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甚于军事目的。与戴高乐一样，他把它看作是自己国家行动自由的保证。与大多数军事专家的看1956年2月，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宾会上。钱学森当时已被奋认为世界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放弃关国的优越条件，怀着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烈愿望.克服重重阻挠，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
法不同，毛泽东认为原子弹有几枚就足够了。1965年他对安德烈?马尔罗说，6枚就足够了。1351
他的目标在于“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不承认使用核武器有任何价值的威慑力，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害怕它的人。
不过他说这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你把所有的人都杀死，即使占有了土地，又能作何用呢?; 1361
所以，毛泽东对国防的展第+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53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颖氢弹爆炸成功。
是什么国家超过他们。
不管他们有什么弹，望—拖拉机加原子弹—当他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时，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他一贯的原则。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他还会诱敌深人，把他们包围起来，用对待日本的办法对待他们。
原子弹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当两位高级经济官员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毛泽东说:“是的，我们需要它们。不管原子弹还是氢弹，我们都必须
1964年的核试验鼓舞了毛泽东。他保证使中国的科学家能有使核计划迅速发展的各种设备。正好在32个月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枚氢弹。这种速度的确很快。同样的事，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的时间，英国则花了4年零7个月。
60年代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作过很多的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就像一头牛把尾巴拴在桩上，这还有好日子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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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40年代后期相比，毛泽东对美国的抨击减弱了，这不只是因为10余年来中国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他的抨击常常带着嘲笑，是有离奇区别的。在感情上也与对苏联的抨击不可比，同苏联人的争论后来发展到面对面。
尾巴拴在桩上的公牛是很危险的，但总归还不能与到处游荡的北极熊相比。然而，这种潜在的威胁还没有被认识到。
毛泽东现在还不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好处，他倒是在考虑美国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虽然他对美国的生活还不了解，但他敏锐地察觉出美国像英国和法国一样扮演帝国主义角色是适宜的。
1956年，他在一次知识分子的大会上说:“美国人只知道赚354 Mao: A Biography钱，如果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它就得考虑走路了。”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在1964年春节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要打到我们中国来。11 [39]这是一个惊人的启示性声明。
苏联和美国这两顶主义帽子被他给戴上了，他感到这两个超级大国很相似。革命的策源地?反革命的策源地?两者都不是，他们只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
总之，毛泽东毫不在乎的声明冲击着我们。让他们来，“我们顶多退到延安，”他说。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挑战，而不是采取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的政策，这似乎是不明智的。然而这正是毛泽东在60年代后半期准备做的。
第十五章苏联与超越(1958-1964) 355女第十六章退却(1961-1964)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1961年起，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身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Il;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他很少接见外国人，也不再深人群众。
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356Mao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27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在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3。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在消退。阅读党的刊物《红旗》杂志，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甚至毛泽东的名字。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也开始合法化。
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毛泽东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实。
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大跃进”视为失败，并且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以作为机变的目的，这从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他亲切地说:“大家都是好同志嘛!”[4]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
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n[5)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这块有着6.5亿万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全之道。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57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
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
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61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71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81
毛泽东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9: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巧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50年至100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 [101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358Mao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14l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永生的色彩。娥皇和女英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1921年，毛泽东曾和萧瑜横渡这湖水，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长岛是如此地震颤，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上，毛泽东梦想着再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Psl
((咏梅》[l6]是他1961年来所赋诗词中的佳品。毛泽东说，他读了12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心，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寓意于中:360Mao: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味梅》手迹。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61*陆游原词释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香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很作尘，只有香如故。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泽东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泽东在慨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那么毛泽东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孤芳自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笑”预示它的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泽东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当“大跃进”开始遭受挫折时，毛泽东指出:“自己作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在彭元帅被罢免后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171
为了敦促干部走出城市，放下架子，到农民中去，毛泽东对他们讲“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
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的。
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1al毛泽东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赏宗教君主制。[19」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的睦邻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的王海容是一位拘谨严肃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1101 1964年王海容来看望毛泽东。她感到不解的是，毛泽东竟主张她去读读圣经和佛经。
362Mao: A Biography 毛泽东在同彭德怀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绝非巧合。既然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就会返回到中国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度。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因而日渐把历史看作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海容向毛泽东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学只顾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语法。毛泽东听了后显得很严肃。“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年轻女子说她读过。毛泽东问道，“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王海容说她谁也不喜欢。毛泽东继续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事实上，他推荐的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当王海容正忙于学习以图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现代女性时，毛泽东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王海容的回答是标准的学生式的:“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放诗册的书架前，找到那首《北征》，递给王海容，并嘱咐她要多读几遍。
王海容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有点恼火:“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人角色，然后再爬出来。，，[217
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他的侄女太死板(他鼓励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他要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60年代，是毛泽东自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读史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不被殡脚，能修列兵法?他向一位听众问道。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多是贤圣发愤之所作么?
毛泽东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五个“朝代”。[2210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主，因此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贤明君主。’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63*毛泽东的令人惊叹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征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似乎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在一起。
见《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0 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有时称这位命运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二]
但是，毛泽东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泽东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1958年毛泽东不相信这一点。
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阴
毛泽东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毛泽东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11[251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261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1965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离左右。帕金364Mao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12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111771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是清洁女工。
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28〕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z91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隔，且毫不在意。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工资是每月430元[301，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65*‘生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见I'Express八rris，9/13-19/76类地端坐于现代议会的首席。’
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317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32]，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33]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366Mao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11[341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351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11
[361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姐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1, [371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381
在50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1957年10月前后，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391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词，并开始相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67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居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巾‘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健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见《毛泽东思想万岁》，602页，1969.信，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40l0
毛泽东常说的95%的干部是好的被说成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问题。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将又一块学说基石置于他所喜好的违反常理的思想大厦建筑底下:国内新产生的敌人与国外的新敌人勾结在一起。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继承人下的定义。
“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l1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 1964年。毛泽东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421
他的这一新思想像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罩着北京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震惊。但如果这368
Mao:^Biography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尚可听之任之。
1962年秋，毛泽东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437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令人恼怒、捉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毛泽东在1963年填的一首词〔44j完全是他情绪的最新透视。
这首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内心中对他的同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月，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批蟀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69城四浮梦
4’，z韶了声价;、飞赚"瓜烧缘浦胜代南妇性隽有了分才!即愈癸孙着J落散心列纵刻秘耀溉矛农凌笋《满江红?和郭沫若》手迹、*《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12-20,
1969。在西方得到的材料，刘少奇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毛泽东这时指的是刘少奇，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侄)L叫来谈话〔451 ,“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毛远新(467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继续说，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这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泽东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必须替他们承担工作，扭转某些方面，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必须严格纪律，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毛泽东这话是发自心底吗?如果是真心话，他这个“附臣”比“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毛泽东已看到刘少奇的威信在逐渐地超过他。
370Mao: A Biography 毛泽东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似乎很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生的节日。这位久待在阴影中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的形象登上政坛。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这位温怒的政治家看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马上把他扫人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全体代表。
第+六章退却(1961-1964) 371★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Antim6 moires(Gal-limard),pp.522-559.中国方面关于毛泽东与马尔罗会谈的报道与此不尽相同，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1976
(3)。
一位读过马尔罗的《回忆录》的读者对作者说:“唯一的麻烦是，毛泽东的谈话很像马尔罗。”马尔罗对此回答说:“难道你希望他像贝当古一样谈话吗?’’(贝当古是曾见过毛泽东的另一位法国政治家)见工Lacouture's月alraax,p.437.
安得烈?马尔罗见到了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大出他所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墙上装饰的并不是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传统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少奇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就像一位杂技教练领着他的队员们。
马尔罗向刘少奇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递了过去，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则开始同马尔罗及他的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一句话。
毛泽东低语道:“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同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1965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眼中，毛泽东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当话题转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此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仅是那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同盟!”他面带讥讽地说着这组中国字:“你—们372Mao:
A Biography的，我—们的。”
直到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离开，毛泽东都没有说一句任何称赞中国形势的话。“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评价是，“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马尔罗会谈的中文记录和法文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对马尔罗看法的矫正比马尔罗记录的有关部分甚至更尖锐。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泽东的诊断注人一些希望，他接过话头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泽东反问。
这位自恃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泽东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
这位高卢绅士此时本想扮演伏尔泰的角色，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不满，远远超过他在20年代对中国传统观念所表现出的恼怒。
毛泽东回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泽东最后对法国客人补充了一句:“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未发。
这就是1965年冬天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想主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昂精神又在复归。
在离别38年后，他又偷闲重访井冈山。毛泽东填了一首词以抒情。词的开头道出了他前未实现的夙愿。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在《重上井冈山》中也寄托了冒险的向往:第+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73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毛泽东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川
“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
[27尽管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挑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11 [31
直接的阻力来自刘少奇，他和他的会讲英语的大资本家出身的妻子住在毗邻毛宅的一处优雅院落。对中国人民来说，刘少奇当时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和毛泽东相差无几。瘦高、银发，威严有余的刘少奇，于1921年在安源遇见毛泽东之前就已是一个革命者，现在又似乎成了中国革命的首席执行官。刘少奇写的小册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仅在1962年至1966年间就售出1
500万册，超出当时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销售量。60年代中期的社论都强调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刘少奇选集》的出版亦在计划之中。
毛泽东本人就曾讲过—甚至对外国人也讲过—刘少奇将成为他的接班人。[47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始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这一运动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为了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激进思想相一致，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草案，阶级斗争是它的主题。[s1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温和的态度，374Mao他视其为在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密切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上海木头
live,搜：脑控，百度搜：woody20000@gmail.com, 百度baidu搜：吕秀莲小姐， http://77tuan.btnews.com.cn/GuestBook.asp）
《十条》的第二和第三修改稿出来后，彭真、邓小平和刘少奇都深深卷人其中。一些基层于部开始怀疑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和自己的适度反对者之间踢的政治足球，毛泽东认为第二和第三稿是形左实右。1965年初，毛泽东又起草了新的社教文件，将原来的《十条》扩充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将矛头明显地指向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补充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11[61
刘少奇不接受《二十三条》，毛泽东决定搞掉刘少奇。他有了心仪的接班人。[7]
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童子军的首领而不像统率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元帅。他身材比毛泽东矮小，鼻子比一般中国人的大，说话细声细气，总是用一顶军帽盖住他的秃头，军装穿在他身上就像挂在衣架上。他只有57岁，但体弱多病，在公共场合露面貌不惊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尽管毛泽东因军事策略在长征路上曾责备过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1959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彪乐于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怀则不同意。林彪不敢与毛泽东平等相处，彭德怀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罢官。
比彭德怀、林彪之间有别更为重要的是，1959年危机过后，毛泽东对党作出了暗淡的结论。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
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毛泽东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分裂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有惊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当毛泽东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候，军队却把毛泽东尊奉为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75*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明显的分歧。
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说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见鲍姆:《革命的序曲》，163页。活着的恺撒。林彪成了中国的克伦威尔，他的解放军，是1640年伦敦那种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181从1962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大号字体刊载毛泽东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刘少奇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静的，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邓小平劝告毛泽东不要参加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毛泽东则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声明，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生气了:“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说话。一个(指邓)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不让讲话。”
毛泽东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国究竟要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9]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复无常。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泽东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不大讲话的人。"
[103这就是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泽东为正在准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长时间的排挤之后，江青怀着极大的不满冲人文艺界。不久，战士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给中国文艺界戴上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呐成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负责研制核武器)掌权。
376Mao 毛泽东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与他随行。两人在这个港口城市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住就是数月。毛泽东还常去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小住。各省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是为了让他巡视他们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别墅如杭州的刘庄，有不少镂花睡床，风格别具的琉璃楼阁，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桥，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艺品媲美。为讨欢心，省委领导将镂花睡床换成西式床垫，但毛泽东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时带上的特制木床。
毛泽东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个月之久，中国人民有5个月不知他的行踪。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备强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到上海是要挑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工具—作为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去反对刘少奇。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剧评，至少，上海帮的成员在11月10日工余时间打开报纸时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吴晗。(1960年8月)第+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77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岁的上海人，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黯的眼睛。作为剧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编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ll]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3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 fiz〕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愤然道:“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 }iaJ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惊然。此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378Mao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的—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十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n
(151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他也是想钓大鱼。
瞄准北京市副市长，他希望能把若于谴责的血水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有条不紊的治理使北京变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泽东发现北京毫无生气，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国南方人看到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泽东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毛泽东讽刺北京的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厌恶地说，对于“文物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可是，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是最好的榜样，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儿台平庸的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就像“穿开档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17]0
两种观点必将发生冲突。
毛泽东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这绝不会有其他结果，除了战争之外。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而毛泽东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大厦本身并视其为最后成功的官员。这场战争只有毛泽东心中有数。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_L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进度。彭真等人则只是准备面对毛泽东的影子，他们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动证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一1969> 379*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见Saturday
Evening Post,11/14/62、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380Mao: A Biography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19]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不一致。f207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林彪与罗瑞卿1965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这看起来是穷兵默武，其实并不是。与刘少奇和罗瑞卿的“联合行动”路线相比，毛泽东和林彪的路线是稳健的:*柯西金的不做声可能会使毛泽东想起1941年9月的一件事，当时，苏联官员追问毛泽东，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毛泽东则顾左右而言他。见V
ladimirovand Ryazantsev, p.89;Goncharov, p.8)“罗瑞卿的自杀没有成功。不久，红卫兵开始对这位杰出的军官进行严刑拷打。罗瑞卿花着裹着厚厚的绷带的伤残了的左腿，一步步挪向工人体育馆，去接受2万名红卫兵的“审判”
.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境。
.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第+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81*毛泽东后来向斯密特总理作出的对美国在越南表现的评论十分惊人。他时这位德国领导人说:“如果美国在丢摔5万士兵后就放弃越南的话，那么它就谈不上强大。”见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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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林彪路线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在苏联阵营中中国只能屈居第二。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中国就成了第一类，同时又甩掉了联盟关系的包袱。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国人民难免接受欧洲中心论，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但是，现在他们可在自己的旗帜指引下向前了:
.革命的关键力量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的共产党。
.改变世界的方法应是武装斗争，而不是议会道路。
.未来的颜色是黄色和棕色，而不是白色。
.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借鉴之点。
与此同时，美国的炸弹正在投向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南部城市，而毛泽东对越战却显得出奇的镇静。这使美国人感到奇怪:似乎受到美国魔鬼式轰炸机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墨西哥。
越南战争的结果没有改变毛泽东的战略观点。在6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苏联的威胁在上升，而美国的威胁在下降。‘美国在印度支那稻田里的失败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仍然有效的说明。
1965年秋去上海时，毛泽东写了一首锋芒毕露的词—《鸟儿问答》。1210〕一只鳗鹏和一只鸽雀发现它们正置身于战火之中。
鹤雀被吓呆了: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而鳗鹏却有着不同的气质。它怀疑地问询在哪里可找到藏身的地方。鹤雀念念不忘“仙山琼阁”。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容易上当的小鸟是在骗局中寻找安乐窝，轻信“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克里姆林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382Mao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鲍鹏最后说道: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初稿手迹〔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83 这首词无疑是用以反对苏联的，但它也道出了事物格局的变化和更迭。一种长期一贯的哲学观点—不只是战略总结—引导着毛泽东制定新的外交路线。
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于1966年初到中国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会谈。〔22]日本共产党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谈及莫斯科时常常用“修正主义”这一代名词。然而，他们担心美国会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并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此也十分热心。
在北京，日本人和一些重要的中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毛泽东此时远在广州，这是为了避开上海的三月天气。他发出指示说要在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人离开中国内地去香港时会见他们，而这对北京的一些人可能是不祥之兆。
毛泽东当时住在一个安静的温泉疗养所，附近是广州郊外山中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日本人来广州后，山笋听到毛泽东说话也会被震慑。
这位日本人鞠躬刚刚完毕，毛泽东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他首先指责了公报草案，并对邓小平及其他赶到南方参加会见的高级领导人发怒道:“你们这些在北京的软骨头。”这位来游说的日本人看到这场景，惊呆了。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的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和“苏修”，日本人拒不同意。毛泽东于是说，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公报终归作废。
为了进一步孤立宫本，毛泽东还敦促日本共产党把武装交给日本人民，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一令人难堪的会见结束了中共和日共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也引发了毛泽东对北京异己分子的新攻击。宫本离开不久，他就罢免了北京市市长彭真。毛泽东大笔一挥，在自己的政敌名单上添加了一些人的名字，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迅即扩大。
离开北京期间，毛泽东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只红屁股猴子，名叫孙悟空。它建立了丰功伟绩。
384Mao: A Biography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阎王殿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种应付困境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泽东的姓)，将毛咬碎、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小毛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的支持者。
毛泽东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11[237
毛泽东—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泽东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从50年代后期起，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孙猴王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泽东的心态。1966年，毛泽东把这一充满想象的思想推向高潮，宣称革命者和孙猴王属同一类型0
到1966年年中，毛泽东已作好复出的准备并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握有孙猴王那样的奇异法术。
毛泽东接见了可信赖的阿尔巴尼亚总理，想借此让中国知道他还活着，但并不想暴露行踪。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身体活力，于是来到武汉，在电视摄像机前畅游了长江。“那天的江水好像也在笑”，官方新闻媒体说。
毛泽东1966年7月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说:“我们需要一批立场坚定的青年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他们文化程度不怎么高，意志坚强，有政治经验。川洲
他自己的经历就是他的指南。他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论知识他们多，论真理我们多。11(257
“文化大革命”把这一思想付诸演习。年轻人可能不受旧传统的影响，他们所受的全是新中国的教育，没有被中国以外的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85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九世界所影响。他们是地道的新中国的产品，不是已证明他们的“真理多”吗?
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是要实现“百花齐放”未能奏效的事情:只能有一种道德观念存在。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他以前的各种尝试的诀别。毛泽东希望青年们的“政治经验”要从反对党的斗争中去获得。
这种博弈亦源于1956年至1957年的震动。那时，毛泽东对已确立的马列主义学说失去了信仰。自那以后，真理和党的威信在他的思想中被分开了，乃至他在1966年坚信可以不通过党的权威去确立真理。
“大跃进”时，毛泽东相信党就是一种工具;“文化大革命”时，他失去了这种信仰，他号召红小鬼去攻击党。毛泽东强调红卫兵“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放手发动他们去“砸烂旧世界”。
红卫兵首先攻击的目标是文化领域。他们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意在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
太阳镜在第一个查禁之列，国际象棋因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而被列为第二项。除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在查禁之列。焚书时燃起的熊熊火焰煞是好看。f26'
如果说红卫兵像笃信宗教的狂热者，那么是毛泽东亲手播下了恰当的教义。他的思想路线乃是千百年来基督徒们所信奉的蔑言:“为爱上帝，从心所欲。”只要一个人的心正，他的善行就如水顺坡流淌而下。
毛泽东在1966年对马克思主义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把“造反”置于中心，而新教主义者是将“爱”放在中心。在1966年至1967年间，毛泽东相信如果年轻人有造反精神，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将会大有好处。
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意识。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拨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留给他们。
这一代人绝没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终归可以发泄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过几十年的老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黑爪牙。
一群红卫兵深更半夜冲进彭真的家里，打开了他卧室里的灯，命令这位北京市市长下床接受批判。这些年轻的狂热者们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彭真吓得脸色蜡黄，甚至连衣服都穿不好。，，。二]
红卫兵献身于毛泽东犹如信徒们对待先知一样，很多人都是真诚地献身。但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是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对他或她来说，批斗那些“黑帮分子”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乘专列到北京见毛主席并“参加革命”，使他们树立了自信心。简单模仿行为远远超出了这些话的含义。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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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87*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片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钱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
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11111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a见K.Ling's Revengcof Heaven, p.317.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全都写人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侧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划它一半是诗，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31]..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
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译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陆定一的妻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子与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抵制这些谣言。
388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责了左派。[323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19“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1
100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第+七章鸟托邦之怒(1965-1969) 389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200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33]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反共军阀等同起来。[347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1[3sl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390Mao: A Biography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367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人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37]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38]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91*“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
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晚中盛开的花”。
见The. China cloud,p.270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儿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111391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392Mao:
A Biography误的思想。[401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土，总理劝导陈伯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伯达的工作。[421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中。这是三个人出席1966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婿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431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在延安，正是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93*张国杰时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起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一个‘禽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杰一样，刘少奇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寿记起刘少奇有一次谈到时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燕作了序言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44l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化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45 1394Mao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0两个人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471
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48l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11[491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民口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95*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末、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见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06-1529免职之前，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夺了权”。
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396Mao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
417个分散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51;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20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97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527，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11
[53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1,
[547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 [55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567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577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398Mao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58]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11 [597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 [6o[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
第十七章乌托邦之怒(1965-1969) 399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611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煮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人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400Mao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人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162;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
第十七章鸟托邦之怒(1965一1969> 4011968年10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抛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402Mao: A BiographyIY "i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次会议意味着确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九大”会议内容空泛，气氛紧张，毛泽东未能如愿以偿。
毛泽东致的开幕词令人振奋而惊心。川这次大会应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他一开始便说道，热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大会堂。但他话锋一转，讲起中国共产党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以及在分裂过程中打倒老同志的情况。毛泽东为之辩解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大会错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把林彪作为"4t班人”载入党章。
并予以赞扬。
修改过的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与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明显不同。
那时刘少奇集团处于全盛时期，没有把任何一位在世之人的“思想”作为旗帜挥舞)，这得归功于林彪。
“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捧向了新的高峰，而总是面带微笑的林彪则是主要吹鼓手。
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难道不是为毛一林时代开辟了一条稳定和谐的道路吗?
“九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看上去确实成了毛泽东、林彪的工具。原有的167名中央委员中只有第+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0354名保留下来。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形势还很复杂。
会议前夕，受到政治迫害的外交部长陈毅以其闻名的机智而锐利的口吻对毛泽东说:“我怎么能参加大会呢?人家说我是‘右派’。”毛泽东答道:“那你就来代表右派么。11[21
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讽刺与嘲弄。
与1956年的大会不同，“九大”的召开如同一次密谋，没有发布详细的新闻。迹象表明形势急剧变化。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是，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观察员出席—这说明一个事实:毛一林为自己的时代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封建主义的面纱。[31
毛泽东在会上的举止如同一尊佛像—实际上，他也就是被当作这样的一尊佛—会议与其说是一场辩论，不如说是一种仪式((1 512名代表中只有11人在大会发言)。
幕后的气氛更加紧张，以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们列队而行，用延安时代的选举方式，通过会堂前排的木质选举箱。选出的人数比原计划的多两倍，这是为了调和各派之间的关系。
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后毛泽东稳住了航向。他因此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至高无上的圣哲，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就曾反对这种做法。可是，蓝天上也会有乌云的。
一半以上的代表身着解放军制服。毛泽东曾把军队召来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这种介人的后果是军人坐在他的面前出席会议。在中南海为他工作的人员都跟着穿军装。难道毛泽东已抛弃了他自己创造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一些强硬派军官与极左派之间还仍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安定因素。
会议提拔了很多“坐直升机”[4]上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因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而得以高升。毛泽东的夫人进人了由21人组成的政治局，同时加人政治局的还有她在上海的同伙姚文元和张春桥。这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毛泽东的左膀。
404Mao 红卫兵运动的两个煽动者—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力学系的蒯大富，也安排进人了大会代表团。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中下层干部中，还有一张新面孔，他和蔼可亲，面额宽阔，双目有神。他就是来自湖南的华国锋，一位稳健的政治家，是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发现的。从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消失的是邓小平。
与此同时，大会使林彪的追随者的地位靠前了。作为一种优美的对称运动，林夫人和毛夫人双双进人了政治局，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
罪恶之神在为未来播种。林彪集团和“文革左派”在背景和观点上如地之两极，截然不同。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是因为许多人的落马，他与极左派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
毛泽东曾依赖、并且现在仍然需要军队，但他更倾向于支持“文革左派”。目前，他双翼并举，不偏袒任何一方。
对于林夫人和毛夫人晋升到政治局，毛泽东似乎带有颇为复杂的感情。他担心江青会“被胜利冲昏头脑”[s[，曾在信中警示过她。至于叶群—林彪的既专横又年轻的第二位夫人，任林办主任，—毛泽东不久就粗俗地称她为林的“老婆”。[6]0家族势力的增长使毛泽东那“中央王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衰退迹象。
最大的阴影却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毛泽东与林彪相识已有40年了，共事亦有30多年。但是自1966年后，两人的关系布上了阴云，这是因为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这一问题在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是微妙的。
毛泽东在1965年对安德烈?马尔罗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接班人。”〔，〕然而，三年后，“九大”的一条新闻宣布林彪是他的接班人。[8l
比之第二号人物的存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问题示意毛泽东不情愿地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
第一，作为政治地位的基石，林彪的军队在1967年后所起的作用迅速扩大起来。在1966年满腔激情地掀起的政治风暴过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05后，毛泽东现在不得不把精力放在重建党的机构上，可是林彪的军队难以退回军营了。
第二，毛泽东感到林彪在60年代施展了一套权力政术。林彪所说的“绝对权威”的话刺激了他的猴性。191毛泽东不像林彪那样，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捍卫自己的政权大厦;也不愿像林彪所做的那样使用削弱军权的方法，以铲除政治上的异己。
第三，赤裸裸的野心起了一定作用。在1966年致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
他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1'01 1969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在对他恭维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的这些政治骗术在其全盛时期—“九大”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对他的同僚明白地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就让邓小平回来。”不久，他因建议林彪应准备接班人并提出张春桥而使林彪大吃一惊。
毛泽东与林彪都抓住“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有决定性价值的东西，甚至当他们在实现这些价值发生分歧时也是如此。两人都站在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干部包括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的“左”边。
例如，两人都鄙视工业生产中的物质刺激。再者，在文化政策上两人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但是，林彪希望以军队的方式来执行“文化大革命”政策;毛泽东不仅怀疑林彪有野心，并且认为军事方法不能代替政治方法。他在与地方官员谈话时说:“我赞成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传统军人作风，但在思想领域里行不通。”仁川
毛泽东希望把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自始至终地搞下去，林彪却希望在军队的保护下巩固并加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缺少说服力。当外国记者批评会议过分保密后，他抨击了这些记者(“在北京的记者都不大安分’'1121)。他环顾会场后喃喃地说:“就说这些。会议闭幕。”
不是所有的军队领导人都喜欢林彪、林彪的“左”倾思想、林彪关于军队政治挂帅的观点。这些反对者在地方军区的领导人中占多数，在中央军委中的人不多。朱德是反对者中的一员。林406Mao渝分劣满公z碑可乞氮吩彪在一次争吵中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吼道:“你是什么总司令，你没有真正当过一天总司令。”[137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这些不注重思想意识问题的老派军事指挥官既不是毛泽东主义者，也不是林彪主义者，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会抛弃林彪。可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又使他们胆寒。
毛泽东谴责林彪对他搞荒唐的个人崇拜，使他更像个宗教首领而不像政治领袖。确实，林彪给毛泽东贴上“天才”的标签，他亢奋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你说过头了嘛，”毛泽东后来声称他批评过林彪，“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14]
毛泽东担心，神的一贯正确也就意味着神的可望而不可即。
他怀疑林彪是想把他架空至更高的圣德的位置上。
1971年的一天，江青漫步在颐和园，她忽然发现排云殿的墙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本是一句毫无恶意的标语。不过，此话出自雷锋(一位著名的年轻烈士)之口，而6英尺高的字却是林彪的手笔。
江青勃然大怒:他这是想让人们知道，是他林彪提出了这句口号，他这样做不是想利用对毛泽东的崇拜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吗?(151
第+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07左图1963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会见演员。
右图1963年3月5日首都各大报纸刊登的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林彪别有用心地利用个人崇拜使毛泽东不得安宁。他不是把“毛泽东”，而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的护身符。
1970年，广播中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r}b}a毛泽东的魔力可以比毛泽东更长寿，换言之，可以由一个新手从中传递。
毛泽东、林彪紧张关系的升级还在于林彪要设立国家主席。
自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着。
林彪为显示他的想法不同于毛泽东，便用一种推理方式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11
[171
林彪说，他希望毛泽东能像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样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想要这个形式上的职务，但林彪一再坚持这一意见。毛泽东抱怨他不愿再当国家主席已经讲了六次了。
对于林彪的别有用心，毛泽东挖苦说:“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但实际上“半句也不顶用，等于零”[‘“〕。毛泽东显然为此已动雷霆之怒。
毛泽东开始感觉到—他可能是正确的—林彪正在蒙骗自己把国家主席这一最高职位让给他。毛泽东绝对无意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林彪在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过分表演令人吃惊。新的党章不是已经规定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吗?形势不是要他把耐心和谦虚置于首要地位吗?
然而，坐在第二把交椅上的林彪却迫不及待了。在毛泽东的身影下，他离最高领导权如此之近却又可望不可即。大概这种处境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林肯身边的休伯特?汉弗莱)。
林彪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只是毛泽东，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党的主席。[19]
1969年10月1日是“九大”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发表了讲话。他那微弱的、略带鼻音的发言毫无鼓舞作用。他把头埋在讲话稿中。甚至在他念稿子时，城楼下100万群众仍在高呼:“毛主席!毛主席!”
人群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怀疑—观礼台上的一些领导人亦在408Mao: A Biography推测—疥病鬼一样的林彪是否真的具备当主席的素质。
遥远的中国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畔响起了枪炮声。苏联和中国这对“兄弟”、和平友好条约的伙伴，又曾自封为黑暗世界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两座灯塔，现在却为争夺一块冰冻的荒地而动起干戈。
在“九大”前夕几周的战斗中，近千人被打死，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毛泽东并未感到吃惊，他有可能甚至为自己辩护。[20l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苏联而不是美国。中国有一句谚语:“不怕南面虎，要防北方熊。”毛泽东从谚语出发制定政策。
当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来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1965年与柯西金会谈时，他向苏联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莫斯科是否会给中国以援助?
当“九大”在“文化大革命”的瓦砾堆上降下帷幕时，毛泽东眼中的国际形势已置换了地位。他能用美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吗?
在毛泽东的世界观中，这种剧烈变化有两个原因。美国的政策变了。毛泽东认为美国在越南已经碰了钉子，将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麻烦。1969年年中，尼克松在关岛确实向世界宣告过，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应验了毛泽东已隐藏10年的不祥之念。莫斯科向布拉格派出了坦克，以结束杜布切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民主实验。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之为“新沙皇”。
如果说，“有限主权论”可以让苏联人闯进去“援救”捷克的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会想把中国的亲苏分子拼凑起来并用刺刀做后盾吗?
1969年年中，勃列日涅夫召开了一个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亚洲集体安全条约的形式提出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莫斯科修正案。毛泽东则说:“他就像臭名远扬的姥子坚持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
[ 211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一1971> 409 毛泽东毫不留情地从俄国熊的脸上撕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这种做法正在为自己日后置身类似的境地奠定基础。他后来承认，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民族主义所沾染而变得难以辨认。
并非所有的同事都赞成毛泽东外交政策上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转变。
苏联之所以使毛泽东恼火，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毛泽东实在不喜欢斯大林去世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部分在于毛泽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隔阂，当他与赫鲁晓夫吵架时这种隔阂更为明显。以上两个因素是很难分开的。
如果毛泽东像张国煮那样在20年代就访问过苏联!221，也许他会真正发现即使是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到了1969年，毛泽东敌视苏联的另一个因素也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利益的算计。美国已发展到顶峰，而苏联则正在上升阶段。倒向美国一边会对中国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的恼恨也有非理性之处。苏联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一些丑陋的现实。
他已开始讨厌苏联，他不喜欢苏联人提出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太穷，其消费水平还达不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这并不是因为他内心有个明确的选择方向，而是因为作为一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实在是把握不准。
毛泽东处在这样的边缘:他在放弃阶级分析，并倾向于认为势力均衡是国际政治的关键。
经毛泽东和林彪的同意，60年代后期的路线是号召全世界人民“推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然而，进人70年代后，当林彪在喊得天昏地暗之际，毛泽东却正在变成东方的稗斯麦。
变化的线索是毛泽东对“霸权主义”的新提法[[23l，这个简陋的字眼不同于“帝国主义”，更不同于“修正主义”。与两者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是源于中国的一句老410Mao话，含有“以力服人”[24l之意。
霸权主义的主要之点是实力，而不是指某一特别的社会制度。任何一个人欺侮另一个人便是霸权主义者。因此，中国在70年代忍辱负重打开了非道德主义外交政策的大门。
毛泽东不辞劳苦倡导了全球性的三角战略，并使之成为70年代初期世界的主要特征。
1970年，林彪仍坚决主张对两个超级大国持全面扩军备战的强硬对峙态度。这不是明智的策略，尽管它似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苏两国分析“帝国主义”的逻辑延续，毛泽东当时把华盛顿和莫斯科看成一丘之貉。
当毛泽东作出这一分析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分析可能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他不打算长期与美国、苏联保持同等距离。’
林彪根本不同意毛泽东倒向西方。周恩来不像林彪，这位总理掌握西方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易于接受毛泽东的意图。转而亲西方的意向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恢复了与法国人、美国人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的老关系。
“九大”过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煞费苦心。对林彪这个作为心腹大患的接班人，如何把他从第二把交椅上拉下来，并扫人积垢甚厚的历史垃圾堆呢?
棘手的问题是，许多解放军军官仍然把美国，而不是把苏联当成中国的主要敌人。
越南战争并未使毛泽东轻松地制定出他的新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毛泽东认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趋势使中国向西方靠拢的政策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到1970年，他的兴趣已不再是印度支那战争，而是在这以后会带来何种形式的结盟。
日本似乎是毛泽东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当北京以警告之笔涂抹华盛顿是‘旧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时，毛泽东何以能倒向美国?不过，毛泽东观察日本已很久。他主要不是根据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而是根据全球战略形势来看日本的。他对日本的看法遵循着自己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只要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忧心之所在，日本的力量对中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不过，如果美国开始转变，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一1971)411.毛泽东曾向安德烈?贝当库表示，他担心中国能否既与苏联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当时，这位法国政治家说法国可以。
.凋旋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毛泽东说，“法国比中国容易些，因为中国没有那样多的活动自由”。参见Le Monde .9/10/76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
那么中国对日本的畏惧就会被新的一代遗忘。如果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心腹之患，日本(同美国一起)就会在对付北极熊的统一战线上成为潜在的盟友。
北极熊不会等闲视之。莫斯科至少也同北京一样，对黑龙江一乌苏里江畔的冲突感到震惊。如果毛泽东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称为“新沙皇”，那么这两个疑心重重的俄国佬肯定也意识到毛泽东可能会转向华盛顿寻求保护。
然而，苏联人也知道，林彪和其他北京领导人不像毛泽东那样反苏。他们力争阻止或至少是使毛泽东最低限度地改变他的外交政策。于是他们迫切要求与中国谈判。
胡志明去世时留下一条遗嘱，对两位马克思主义巨人的争斗感到忧虑。这份遗嘱带来不可抗拒的压力使得“中央王国”同意接待柯西金。但是，当柯西金1969年11月抵达北京机场这个终点站时，只有周恩来同他会谈。毛泽东决计不再会见苏联领导人。
真相是毛泽东无意寻求解决—对边境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他已决定不同他所蔑视的政权进行任何接触，一直拖至困境完全化解为止。林彪希望对苏联和美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且他在“九大”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正是这一事实，使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强硬一百倍。
林彪可能会有痛苦的省悟，不是他而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路线。4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那些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说:“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25;
毛泽东看到莫斯科正在步华盛顿的后尘。这从他在1970年的尖锐评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杜勒斯的阴魂已进人克里姆林宫。”[26」(一年后，周恩来当面对我讲过这句话)。
1970年初秋，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已公开了。整整两天半的412Mao唇枪舌剑，其紧张程度不亚于11年前在这同一大厅毛泽东与彭德怀元帅斗争的那次。毛泽东、林彪之争使255位党的领导人震惊，也使毛泽东通夜难眠。
虽然毛泽东只是斥责林彪和“他的大将”搞“突然袭击”[z71但林彪已感到毛泽东反对他的冷风正在袭来而可能在进行防御。
论点依然如旧:国家的领导权、“天才”问题、解放军的政治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否还是威胁等。
新的问题是，这次毛泽东公开、明确地反对林彪的观点、策略和作为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想逼迫毛泽东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认清了林彪的真实意图。林彪以为毛泽东不要这名义上的称谓他自己就可以抢到手。在江青的帮助下，毛泽东从容地解决了林彪，并对林彪的副手陈伯达先下手。林彪的计划挫败了。他对自己的同僚、空军司令吴法宪说:“搞政治我们不行，搞军事我们行。.1
[2s1
1959年，也是在庐山，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林彪对毛泽东不像彭德怀那样粗鲁，但其用意却比彭德怀更狡猾。实际情况似乎没有1959年的对抗那么严重。在1970年的对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林彪的野心和毛泽东的复杂的心理。
庐山之争的结果很清楚。在政治上，林彪不久就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对抗，他与“文化大革命左派”(如江青)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不久，他就沦为由失宠的将军们组成的阴谋集团的头目。“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美国问题，这一切反而冲着林彪而来。
1970年10月1日，晴空万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彩车、礼炮、气球、体操，场面热闹非凡。毛泽东身边站着两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和露易斯?斯诺，当时他们正在北京访问。〔洲《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这位经历丰富的记者及其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美国友好人士”是对斯诺照片的说明。一条毛泽东语录醒目地排在这一版的右上方:“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毛泽东和斯诺注视着下面那些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的像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13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其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欢迎关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 RT当时写道，老挝问题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后障碍(见(8以000,000:Th。RealChina, pp. 145-146.)。
基辛格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给尼克松的信件中有‘鉴于当前形势”一词，这里是指老挝危机。
(White House Years,p.714.)章和毛泽东的语录时，这位美国人忍不住问道:“感受如何?”毛泽东皱了皱眉。后来他对斯诺说，个人崇拜令人“讨嫌”。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任何企图继续搞个人崇拜的做法都只会为林彪的目的服务。
在中南海与这位左翼记者共进早餐时，毛泽东对他说，尼克松先生无论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中国来，都会受到欢迎。这句话，使1971年春季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进人决战阶段。
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最后一个障碍是美国支持南越2月份对老挝的军事人侵。’然而，“人侵”未能成功，这是毛泽东的亲美政策的侥幸之处。这次“人侵”只能再次证明西贡政权的软弱无力，反而成了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对世界看法的佐证。
毛泽东立即着手准备接待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总统尼克松准备的访华计划。当杜鲁门总统把中国“丢失”在毛泽东手中时，基辛格这位有着德国血统的奇才还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据说，林彪在“九大”曾为他的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外交政策辩护，他怒气冲冲地对毛泽东说:“你能邀请尼克松到中国来，我就不能邀请勃列日涅夫?”毛泽东策划了他久经沙场的生涯中最重大的—尽管不是最414Mao:
A Biography周密的—一次战役。这只能是一场大的流血的战斗。在中国公众眼中，林彪高高在上，甚至被任命为中国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浪潮中升了上来，因此很难把这个崭露头角的逆臣重新描绘成“右派分子”。林彪掌握着军队，即使在彭德怀身边也没有林彪那样的一帮资深的军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71年年中，林彪和这帮人密谋以林家王朝代替毛泽东的政权。自从长征途中与张国煮的那次斗争以后，毛泽东还从未遭到过如此之多的党的军事力量的反对。
除掉林彪肯定要付出代价，毛泽东反复权衡了好几个月。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因此，他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首先瞄准已变成林彪的理论家、与林彪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彪与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把火力对准林彪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泽东似乎还对他“保护”甚至“挽救”。
在关键时刻军队内部的分裂，加之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依土地而生存。在5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一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代理论。(www.google.cn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谷歌搜上海木头，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谷歌搜：wewillfreetibet,谷歌搜：大陆的长程思维控制；谷歌搜：woody20000@gmail.com)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化大革命”)把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15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3ol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进人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人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甩石头，他与J温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11[311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毛泽东与黄永胜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上司。
手泽东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416Mao 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自己对“黄骗子”的判断是错误的。毛泽东听罢大喜，俯身向这位军官下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起作用。[32]
毛泽东自己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是从各方面向林彪逼近。他用“掺沙子”的方法，通过提拔一些人以削弱林彪的势力。他意识到北京军区应得到加强。越来越明显地了解到毛泽东正以极大精力投入反林彪的行动，林彪集团感到绝望，于是策划在1971年秋实施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手中的谋杀或废黝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彪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丛与运河边，他与其妻及26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勇莽的林立果以直升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何种确切结论不得而知，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未达成一致意见。
林彪的急躁的儿子林立果同空军中其他一些激进鲁莽的家伙一起，开始密谋一个反毛的军事政变计划。这些人未经林彪及其高级助手的同意就起草了一个方案，林彪等人甚至还不完全清楚这一计划。比林彪小22岁的林彪的第二位妻子叶群，是在这一计划快要败露之时加人进来的。
林彪在听到这一计划时可能已成事实。黄永胜及其他一些亲林彪的领导人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与此同时，林彪对毛泽东确实感到恼怒，也许恨透了他。他说毛泽东可以“活一百多岁”[33]，这就泄露了他作为接班人的急不可耐的心情。
政变代号为“571" x[347根据中文谐音，意为“武装起义”。
政变计划把毛泽东称为“B-52"。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越南战争中猖撅而声名狼藉的字眼确实是对毛泽东的侮辱。这还影射着毛泽东的亲美立场。
无论如何，考虑到毛泽东那至高无上的巨人地位，就只能采取突然袭击了。
“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17 "(B-52)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
"B-52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
“甚至(B-52)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亲林派的谋反者们设想了一些疯狂计划。其中的一个是让毛泽东死于车祸。(1971年北京的交通足以造成一场合情合理的事故现场吗?)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林彪的亲信的那些荒谬的计划极少能付诸实施。
林彪垮台后，中国政府又揭发出其他许多暗杀毛泽东的企图。据说，毛泽东的食物中被投过毒药。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的官邸遭战斗机“扫射”，当时他正住在那里。毛泽东在结束南巡之后，准备返北京与林彪决一雌雄时，有人曾企图在其专列上安放炸弹(但刺客惊慌失措，被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发现，毛泽东便下火车换乘汽车回到北京)。在林彪灭亡前几个小时，一位军官“出现在中南海”，想孤注一掷，用枪刺杀毛泽东。(他的负罪感使他犹豫了，他扔掉枪，然后双膝跪地，乞求对他罪恶的宽恕。)[351
这些惊人的场面都无法证实。也许他们夸大了林立果和那帮冒险的家伙们至少还是预期的行动。林彪不可能亲自去谋杀毛泽东。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处境并不十分安全，以致他感到必须搬出中南海。据江青说，他在那里“寝食不安”，随从里“混进了敌人”[36]0
毛泽东偕夫人以及全体工作人员都迁往一处宾舍。因此处不方便，后来他们又搬到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防空洞。
由于希望摆脱紧张的精神压力，毛泽东有了新的举动，于是在g月中旬离开北京南下作了为期一月的旅行。在武汉、长沙、南昌及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一路斥责他那个“无限忠诚”的接418Mao班人。有百余名武警随他的专列同行。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迹象表明戏剧将要进人高潮。9月10日后，政治局中四位亲林彪的军队领导人无一人公开露面。从第二天晚上起，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均好几天藏身不见—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紧急磋商。这期间，中国实行了空禁。
“五一”节后，毛泽东只公开露过一次面—与缅甸的吴奈温会晤(地点不在北京)—进入8月初以后，就再也不知其行踪。人们开始议论他的处境。外国人会意地报道了美国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博士应中国医学会的邀请于9月18日到达北京。中共党员们的焦虑却不在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许多敏感的消息，足以使他们猜测到毛泽东、林彪的紧张关系。
在香港，土演了一场生动的文字戏剧。中国银行的大楼—北京设在香港中心街区的建筑上，有一条由霓虹灯组成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林彪的话，它亦与林彪的目的相对。
9月初，红色霓虹灯消失了，出现了一条新标语:“毛主席万岁!11 [371这对林彪来说不太合口味。摆明林彪已经不再是继承人了。
不久，一份党内文件传出消息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未遂而驾机叛逃，飞机坠毁后死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38]随后，蒙古人简要地宣布一架“人侵”并坠毁于温都尔汗的三叉戟飞机是属于中国空军的。
但是，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毛泽东有杀死林彪的可能性吗?
按照北京的说法，林彪死于飞机失事，蒙古(及其苏联老大哥)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情况。为投奔苏联，林彪慌忙中登上未加满油的飞机，结果未能飞到目的地。
像中国所有的动听故事一样，随反面人物而来的是英雄人物—林彪的女儿挺身而出。
9月初，林彪的一家正在北戴河海滨度假。暗杀毛泽东的蠢举遭挫后，使他们不得不退下阵来磋商下一步行动。一个逃往莫
斯科(林彪曾在那儿生活过四年)的计划制定出来了。“小豆
豆”认为这太过分了。
“小豆豆”(这样称呼是因她父亲打仗时总喜欢吃炒黄豆)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一1971)419是林彪和叶群所生的29岁的女儿，她不怎么受到母亲的宠爱。
由于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她有两次试图自杀。她向周恩来泄露了她父母的这一阴谋计划。
周恩来拿起电话，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拨通了北戴河的林彪宅。林彪这时正在音乐厅听音乐，叶群接听电话。她向周恩来保证，她夫妇俩只想安静地度假，不打算飞到哪里去。
挂上电话后，叶群急忙赶到音乐厅向林彪报警。她哑着嗓子低声说，出事了，周恩来怀疑他们想逃跑。
在几辆汽车的护送下，林彪一伙人冲向北戴河机场。一个阻止林彪的警卫被林立果用枪打中，并推出高速行驶的汽车摔个半死。负责加油的几名地勤人员顿起疑心，他们把两辆大卡车横放在跑道上，企图阻止林彪的三叉戟起飞。
林彪的飞机为了避开加油车，不得不绕了一大圈才得以升空，但仍擦着了一辆加油车，并在这一过程浪费了大量的燃油。
另一架直升机也起飞了，它满载林彪集团中高级成员及若干箱文件，其中包括林彪的日记。不幸的是，驾驶员因为拒绝服从林彪的命令而被打死。在远离中国边境250公里处，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燃油耗尽，一头栽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以东地区，顿时起火。
林彪本来打算在乌兰巴托加油的。
这件事多半是真的。但我们不能肯定是飞机缺少燃油还是机械故障而失事，或者是因为遭到暗中破坏。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说，已在蒙古草原验看了林彪的尸体，足以令人奇怪的是，林彪的尸体是完整的，像其他八具尸体一样，尽管飞机已成碎片。中国驻蒙古大使的说法搅动了北京，便要他去失事现场查看以掌握确切的细节，并否决了其最初的决定。而且，蒙古政府派人去现场焚烧了这九具尸体，而不是将所有遗留物交还中国。
飞机失事可能是“失控而撞地”，正如大使馆官员所言。也可能是由于要驾驶员去撞飞机造成的“自杀式着陆”，于是世人所得到的结论是，这些死者是飞机撞地后的受害者。
“林彪不敢实施他的计划。”1973年周恩来对一群美国报人说。那么，是谁舞着利剑迫其收场的呢?
不可能的说法是.毛泽东估计飞机已飞得很高，周恩来猜出420Mao主席的心思，便决定以自己的意志为是，命令把林彪的飞机打下来而不经过毛泽东的正式允许。在11点，当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时，这位主席仅仅告诉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不管怎么说，清楚的是，毛泽东挖林彪的墙脚至少有一年之久。另外清楚的是，暗杀毛泽东的企图使毛泽东有充足的理由逮捕林彪集团的某些或全部成员。同样清楚的是，在温都尔汗飞机残骸中发现的九具尸体，有几具弹痕累累(莫斯科声明了这一点，并得到北京的证实)。
令人费解的是，莫斯科为什么不披露一些林彪背叛毛泽东而投靠苏联的更丰富、更确凿的证据?有人注意到，北京只是在党内秘密传达到党的干部，在1971年9月危机之后很久才指控林彪与莫斯科进行了秘密接触。
总之，林彪作为9月的第二周中的首犯未必是真的。不能排除这一点，在9月12日至13日到来的高潮以前，甚至在很久以前，林彪已消失在人世(6月3日后他一直未公开露面)。
莫斯科声称，温都尔汗九具烧焦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是“50岁以上”的人。苏联这样做是虚张声势。北京驻乌兰巴托使馆的一批外交官迅速赶到失事现场把尸体掩埋了。他们说，尸体已烧得无法辨认。[39]一年以后，事态已平息下来。柯西金告诉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也是这么回事。[opt当追问到“50岁以上”这一点时[[417，苏联方面悄悄回避了。[42]
如果苏联的确在残骸中找到了可供辨认的尸体和文件，并且感到据此能为难北京，那就很难解释莫斯科为什么要拒绝英国的三叉戟制造商要求检查残骸的请求。
北京事后的解释都以尸体是否可辨认为依据。莫斯科肯定不能向全世界证明林彪不在三叉戟上，而中国的历史编纂者则毫无顾忌地断言林彪在三叉戟上。这使得中国方面干净利落地掩盖了在林彪飞往蒙古的夜晚前，发生在中国权力长廊内的暴力场面。
" (B-52)对我们不放心。”写于1971年春的《+571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43]n这就是林彪毁灭的一条线索。林彪陷于两难困境之中，一个是毛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21泽东对他失去信任，一个是他营垒中的那帮激进的家伙在绝境中作出了鲁莽、草率的反应。
毛泽东铅封了林彪的政治生命。然而，他进而结束了他的自然生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1971年的国庆节是在阴冷的气氛中度过的，没有大型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毛泽东仍然没有露面。为迎接游行和观赏节日礼花，9月初就准备好了观礼台。到该月中旬，它们又被迅速地拆除了。
公园里的庆祝活动低调沉闷。正午时分，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现在颐和园的游艇上，此外还有三位美国黑豹党领袖，一位西哈努克邀请来的法国厨师。政治局成员中很少有人作陪。
作为主人，周恩来似乎要为葬礼涂上派对的色彩。!44j
毛泽东只是出现在放大的巨幅照片上。为了及时为国庆节作准备，北京机场设置的50张一套的毛泽东生平的照片在一夜间就缩减到39张，其中11张与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摘掉了。
《人民日报》10月1日未像以往那样发表社论庆祝国庆，也未刊登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在1970年至1971年间，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政治照片终结了)。某些中外人士认为毛泽东已一去世—抑或病魔缠身，在接受怀特医生的治疗。
10月7日，毛泽东终于出来了。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亲切会见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在前一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这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只收到毛泽东一人转达的致意。读《人民日报》的致辞时，消息灵通的人就会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海尔?塞拉西在他的宴会讲话中，向毛泽东和林彪都致了意，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领导人都听到了。
《人民日报》对这一棘手的问题是在报道中略去祝酒词，但细心的读者能够猜测出一个强有力的震动已经发生了。
10月4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最后一次使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著名的套话。这也是全中国最后一次使用它。自那以后，连西藏也知道毛泽东失去了副手，已成为孤家寡人。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长期以来被几十个国家拒之422Mao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赢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恢复了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驻北京的外国使馆被告知，向中国政府发贺电、祝贺在纽约取得的胜利时，“不必”提及林彪的名字。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朝鲜，发来了一封标准的贺电，只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名字。
其他外国政府都照此效行，全世界一致认可了林彪的垮台。
林彪危机影响深重、代价巨大。
“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刚过两年，党内三分之一的高级领导人沦为“党的敌人”。
在1971年至1972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这一事件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泽东是沉重打击。
在林彪的一方，是裙带关系、野心及专横地蔑视群众的政治作用。
在毛泽东的一方，也有类似的忽略群众的问题;同时极度缺乏判断力，多疑，或两者兼而有之;还有他“无限忠诚”的继承人问题;以及在除掉林彪时未能有效控制北京的军权。
这场危机使毛泽东从紧急的国内事务中分心达一年之久，它在“文化大革命”的棺木上又敲进了几颗耻辱的钉子，加剧了毛泽东头脑中对中国革命前景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
人们纷纷责难这次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影响极坏的事件:违禁的外汇兑换事件，空军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枪战，从“腐朽没落”的香港进口谍报装置，暗杀、毒气和绑架，某些国家领导人对封建传统观点和阴谋的病态迷恋。
把林彪的名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榜上除掉并不那么容易。中央委员会下发了一份调子低沉、无说服力的秘密文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九大”文件汇编》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交由中央处理。有关林彪的其他书籍文件，以及林彪的题词和肖像，由各基层收集起来，交由县、团级党委处理。[45;
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极力想把自己的观点与包括林彪在
第十八章晓晓者易折(1969-1971) 423内的、反对他个人的观点区分开来。他声称:“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11[461
可惜只有争权夺利红了眼的人才有可能看清这个区别。
林彪或许认真地想过，毛泽东企图“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总之，如果排除了“我本人”这个核心的话，这句话只是戏弄而已。这些发生争执的同志本身都是党的领导人，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和他的儿子写下的有关毛泽东的话语是这般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林彪事件可能使毛泽东大伤元气，缩短了数年生命。差不多就在这一事件了结的两个月后，他卧倒在床，很少说话和工作。
从这以后到他去世的五年中，他再也没有亲身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甚至在国庆节。
424Mao★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76年精神号”专机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降落。停机坪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尼克松略带微笑跨出机舱，周恩来面无表情地候在舷梯脚边。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记忆犹新的尼克松向周恩来郑重伸出自己的手用力紧握着。
儿小时后，尼克松坐在中南海那柔软的扶手椅上，同毛泽东在一起。至下半夜，仅仅由于在那把椅子上就座，尼克松在12小时内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以前的24年中—自从马歇尔的竭力调停失败以来—所完成的还要多。
尼克松抵达的当天，《人民日报》没有提及他及他的这次旅行。这份6版的报纸涉及美国的文章是一则死亡的讯息。川一周前，毛泽东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逝世了。
如果说，尼克松和斯诺身上很少有相同的思想观念羽毛的话，那么，正是毛泽东的典型风格把他们撮合在一起。让报纸在“尼克松日”只谈斯诺，毛泽东为的是挫美方锐气，让中国人民知道他对“美国人民”的看法是站在光明的一面。同时，他想给人一种处于重大场合前夕满不在乎的印象，所以在隔天的《人民日报》上才出现赞扬尼克松此行有重大影响的文章。’
同对尼克松一样，形势对毛泽东来说也是很微妙的。他不可能把总统介绍给他的政治局全体同事，因为林彪与他的同伙造成的巨大空缺至今还在。
江青是个例外，她未能拒绝丈夫的要求，去陪同尼克松观看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25*尼克松无疑会想起，他去中国前不久与病危中的埃德加?斯诺的接触使他感到宽慰。
他给斯诺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其中说:‘称卓越的成就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欣赏。”毛泽东没想到尼克松对左冀作家是如此了解。事实上，毛泽东对斯诺的硕词也许本来就提醒了尼克松，作为‘冲国友好人士”的斯诺的声音多年来是孤独无助的。《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其他的“文革左派”人物都没有出场。
在尼克松8天的访问中，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只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与美国人有过接触，一位是主管军队的反林彪稳健派叶剑英，另一位是主管经济的稳健人物李先念。
毛泽东对将如何转变中国公众的情绪亦很慎重。许多事情悬而未决;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普通中国人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
一些军官，部分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对会谈很冷淡，他们念念不忘华盛顿一直坚持把蒋介石政权作为中国政府。
恰好在两个月以前，一本对毛一周的美国路线持不同意见的小册子《中美关系问题》曾在北京的一些书店出售[[z1。不过几个小时就被查禁了。《中美关系问题》无疑是源于军方的观点。与毛泽东现在的看法相比，军方认为苏联不那么危险，美国的危险要大一些。[31
毛泽东在印度支那的朋友同美国的关系仍然是天天相互格杀。中国最亲密的盟友朝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宣称美国总统“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到北京来了。[41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则保持缄默，以示抗议尼克松的中国之行。
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口如瓶亦甚于尼克松。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边的“威廉?罗杰斯”[5]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1
647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61426Mao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
and order(法律与制度)’、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27` anti-Mao(反毛)’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7]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L87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胃。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428Mao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人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
and order(法律与制度)’、1949年7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祝贺。主席台右起:郭沫若、茅盾、周扬。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27` anti-Mao(反毛)’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7]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L87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胃。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428Mao《六次危机》。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
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于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9]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80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168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29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l0]两人同时握住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 [111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
[121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哆?”毛泽东反问尼克松。[131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430Mao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14]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157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这一点。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2个版面和7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16]中国电视台播放了10分钟的实况。自此，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不再扭扭捏捏地面对美国来访者了，如果见到他们经过，即报之以注目和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泽东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但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毛泽东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如果说毛泽东尚未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的话，那么他对美国人不是取得了生平第一次的隐含胜利吗?
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其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几年来，他一直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逐渐减弱。在1970年，当尼克松真正对中国表现出兴趣时，毛泽东更加做好了准备。
1971年3月，一支美国职业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邀请了几支国家球队在回国途中到北京比赛，有几名美国队员极想去中国。恰巧，就在他们离开日本的那一天，美国政府全面开禁，允许美国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队员对中国队员表达了这一意愿。
随即，周恩来发出电讯到日本，说北京已决定反对邀请美国人。但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捕捉到了新的想法。1971年4月6日深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31中毛泽东对尼克松饶有兴趣地评说了北京制定政策的过程。毛泽东说，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在两国人民互访的墓础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承认:‘活来，我认为你的做法是时的、、我们就打了乒乓球〕”**1975年10月，《南华早报》援引《纽约时报》新闻服务处威廉?希尔的报道，谈到这件事(毛泽东的一位友人C.P.李说，是毛泽东否决了周恩来的建议芜夜，他再一次翻阅外交部建议不邀请美国运动员的文件—已经被周恩来和他自己批准过了。他用“昏沉、模糊的语言”叫护士打电话给外交部的王海容告知取消这一决定。没有别的录音或任何人的劝告，护士感到进退两难。她决定电话通知王海容‘。美国人于是受到了邀请。’‘
这一举动为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周恩来很快明白了毛泽东对美国问题看法的实质。数月后，周恩来不加渲染地对美国客人说:“毛主席碰巧感兴趣”与华盛顿改善关系。in〕这位舞台经理巧妙地表达了导演的说法。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直接背景是美国的越南问题。尼克松以娴熟的技巧竭力掩盖美国在越南的无能，他想在一种和睦的气氛中与中国缓和关系。
如果说越南刺激了尼克松，那么从毛泽东的观点看来它成了中美妥协的障碍。尼克松依然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苦恼中，他需要毛泽东的帮助以解除他脖子上的这一不祥之物。毛泽东希望能超出越南考虑问题，但他又不能超出太远，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迫使他继续援助他那烦人的印度支那盟友。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
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40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正在援助蒋)，在1950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正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国军官想打赢越南战争，从而给中国一个震动)，一直担心美国会对中国突然打击。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似乎已止步于尼克松和他之间的小地毯前。如我们所知，他在夸大美国的衰败;然而，他又正确地估计到了尼克松的出面是一种担保，美国和中国多年内不会再发生战争。
假如毛泽东认为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幻觉可消失在最高级首脑脚下的尘埃中，那么这是颇有道理的。
美国侵人远东的用意何在?尼克松带着越战的满脸愁云来到432Mao: A Biography中国。美国东方之行的使命何在?对尼克松来说美国准备与中国共享亚洲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亚洲的真正作用何在?尼克松遇到了美元下跌的麻烦，他要来请毛泽东“帮忙”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谈何容易。美中对话几乎还处在幼稚阶段。
同今天的情况相比，那时每一方对对方政治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毛泽东和美国人当时仅在一个国际争端上有了共同的视点。
双方都援助巴基斯坦因东孟加拉湾(原属巴基斯坦)问题反对印度的斗争。
毛泽东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越南问题，这一点对依然卷人越战的尼克松来说做不到。另一方面，美国也要从他的“和平结构”的长远角度考虑亚洲的未来。为了不让人说自己抛弃了印度支那朋友，毛泽东不得不对此略而少谈。
苏联问题也是这样，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同双方有着不同的关系。足以震惊的是，一向攻击“赤色分子”的尼克松，比毛泽东更急于想知道苏联对“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反应。毛泽东看得更远些。在1972年，毛泽东的反苏和亲西方倾向比美国方面还要大，这一点相信是可能的。
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在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中哪一个更大?是美国的侵略，还是俄国的侵略?”叫毛泽东的回答强调了苏联的威胁，然而，美国方面果真理解并欢迎这一暗示吗?
毛泽东希望尼克松在他的算计中把中国放在第一位，尼克松却没有理由那样去做。前两次，毛泽东曾希望华盛顿能更慎重地对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罗斯福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杜鲁门在中国介人朝鲜前夕其立场依旧未变。难道毛泽东现在还没有具备使美国重视中国的资本吗?
然而，毛泽东也谴责了美国对中美合作的迟疑，他对美国的看法存在矛盾心理。强大的美国在过去曾折磨过毛泽东的中国。
不过，毛泽东也怀疑美国是否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自信和消极被动之间，华盛顿能找到一条折中之路吗?
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的根源在于他年轻时对西方的复杂感情。
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不同，毛泽东很难使自己依附
第十九章尼克松门972) 433于这样一种势力。是的，美国很发达，但它可能满足于自己的富裕和舒适。马克思的“规律”也许注定了它的衰败要比它的兴起快得多。
毛泽东像尼克松一样梦想着人类的“新和平框架”吗?毛泽东很少谈任何现实的国际目标。他使用“世界革命”一类的话语是实，不过它缺乏世界总体规划的意义。它意味着外国要像中国那样闹革命，或者是简单地把中国的仇敌看作是自己的仇敌。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过程对毛泽东极具吸引力，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与来访的政治家们谈论这一问题。他能迅速地把握一团事物的意义，变化的永恒性、无所不在的斗争、混成的庞大军事力量、空间本身的无限性。
他满足于看到超级大国、“反动派”及其附庸们的计划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然而，除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似乎对充满冲突和衰败的混乱过程不那么感兴趣。像一位坐在山上漠视市井喧嚣的先哲，他从国际关系的细节中看出离奇的分离。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基辛格，并且还要会见他多次。来自中国的消息说，毛泽东对与基辛格谈话比对与尼克松谈话更感兴趣。他在与尼克松的交谈中也常常要把基辛格扯进去，这在毛泽东与外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不同寻常。
曾经五次见过毛泽东的温斯顿?洛德说:“毛泽东欣赏尼克松的政策，但是他喜欢与基辛格在一起交谈。n[19]不过，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评价却不如基辛格对他的评价高。120]
1970年，基辛格说过一句俏皮话。他说，在前民主党政府中，迪恩?拉斯克恶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而在尼克松的政府中，人们又善意地把毛泽东比作希特勒。rzl〕毛泽东显然知道这一讥刺，因为他对蓬皮杜总统说过:“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
[22]
毛泽东知道，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使基辛格在1971年至1972年间热衷于中国问题。基辛格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发现一张可以对付莫斯科的牌。这意味着苏联，而不是中国，是基辛格战略的中心。毛泽东到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一点。
与尼克松而不是与基辛格在一起，毛泽东更知道自己在对外434Mao政策中的位置。毛泽东认为尼克松是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拥有广博的世界知识，而且现在正带领美国适应70年代的现实变化。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过:“有人说你是右派。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西方人)从右边掌权。11 [231他读过尼克松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这位担任总统之前的“新尼克松”，在文章中表明自己已从so年代的反华态度中摆脱出来。
毛泽东对尼克松比对杜勒斯要更宽容一些，因为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角色变化感到深深的忧虑。从另一方来对抗苏联，谁比尼克松更合适呢?洲
毛泽东对西方保守势力的热情使左翼人士震惊。尽管毛泽东不很了解西方的政治，看不出自由民主党或劳工党的立场是否能站住脚。毛泽东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表现出资本家的行汐举止，这验证了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尼克松(还有欧洲的爱德华?希思和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似乎比自由民主党(还有欧洲劳工党领袖，如哈罗德?威尔逊和赫尔穆特?斯密特)在反苏方面更可靠。
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送行—这一次微笑了—接着他赶到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这“改变世界的一周”。紫禁城对这次访问打的分数是优。
毛泽东对于世界的战略分析是把苏联作为世界的中心问题，它已作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结果而引起世人的注目。
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的收获相当大。美国大步退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争议，并在公报中指出:“台湾不容置疑地属于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今后的时日，尼克松将争取中美关系半正常化，最大限度地使中美两国接触，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毛泽东则在试探加速全面发展的外交关系。尼克松向他许诺，在他有望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这种发展会早日到来。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有所获。中美双方结束了对骂状态，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苏联再也不可能窃喜于北京和华盛顿互相没有接触了。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35*关于尼克松的许诺，卡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作者，他读过尼克松北京会谈的副本。当时参加会谈的另一位官员也告诉过作者这件事。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郑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次引导性的旅行所造成的气氛，使多数国家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上投了赞成票。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之后的9个月内，又有20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的政府。
华盛顿从5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这五项原则却出现在公报的公共部分。尼克松之行的一个结果是台北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在任何程度讲，毛泽东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帮助”过尼克松，这个敏感的问题会被舆论谴责对河内背信弃义。
然而，从毛泽东的利益出发，尼克松的突破姗姗来迟。毛泽东希望美国能及早地做些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时间来巩固横跨太平洋的新纽带，印度支那的局势是这条纽带的强大巩固的一个大障碍，这使得毛泽东在有生的四年中拿出三年来处置它。
毛泽东还有时间去诱导华盛顿放松对台湾的控制吗?如果这样，毛泽东就能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中国内战的最终结束。
继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的对日政策改变了。事实上是日436Mao本采取主动。在对“尼克松冲击波”的反应中，日本赶忙拥抱北京，并断绝了同台北的关系。这不单是由尼克松的说服造成的。
同美国的缓和理应使毛泽东对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盟友日本抱更乐观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不久，他就敦促基辛格对日本礼貌些，他要求这位国务卿花在东京方面的工夫要和在北京的一样多。基辛格则附和道:“我接受这一劝告。"[15]
)
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来，毛泽东赠写了一首深奥难懂的诗:*毛泽东在多年前谈过的中国一日本一西方友好协定的想法正在到来。1964年他对法国客人说:“建立一个伦软一巴黎一北京一东京的轴心国是一件大好事。”见Marciwse,
p.289 老臾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人是帝国主义。嫦娥(一位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她飞到月宫去以躲避她那令人讨厌的丈夫)是人造卫星的象征。尼克松本人在中国的简短旅行就像是在走马观花。
毛泽东赞扬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来看了看这个中央帝国，他不像那种典型的帝国主义首脑，仅仅舒服地坐在凳子上。
然而，毛泽东的另一些观点却使那些想和他携手并进的西方首脑们不安。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中国现在也能向月球发射卫星了。不管尼克松是怎样的明智，他也只是走马观花，掠过表面，对现实作了短暂的一瞥。
毛泽东后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说:“尼克松没理解我的意思。>, [267也许这样倒好，这句话虽然对尼克松并非不友好，但还是使这位美国总统感到困惑。毛泽东没有从类似尼克松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但他亲自周致地安置了这位美国总统。在1972年竞选活动中，毛泽东的一些亲密朋友靠边站了。毛泽东的一位护士说她将投麦高温的票。毛泽东不同意而声明支持尼克松。
即使尼克松的访问支撑了毛泽东，但不能挽留他生理性的衰老。他只能借助放大镜进行阅读了，并且镜头不得不用激光测距仪增大。他戒烟了，也很少阅读。在江青的建议下，他开始看电影，喜欢港台的功夫片。他说话连张玉凤也难以听懂。
第十九章尼克松(1972) 437★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毛泽东与周恩来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1972年间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虽然毛泽东没有在公共场合赞许过周恩来—他不习J质夸耀他的副手—但周恩来却在林彪叛逃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出色地辅佐了毛泽东。
这位总理从来没有如此密切地与毛泽东共事，毛泽东也很少像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这样感到迫切地需要周恩来的帮助—可能自长征途中遵义会议这个转折点以来毛泽东尚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毛泽东不得不向右转以击退林彪，这使他与周恩来携起手来。他向美国开放门户以对付那些极左势力和军队中的反对派。
周恩来又一次成为当然的盟友。
毛泽东是不愿意依赖周恩来的，周恩来终究不是率性办事。
如果说率性诚物、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是虎、猴二气的结合，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将毛所痛恨的中国官场传统带人共产主义时代的人。
周恩来远不像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信仰一个永恒变动的世界，偏爱的是斗争高于一切，认为一切现象都充满矛盾。
在50年代末非斯大林化危机过后，周恩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变得多疑。对周恩来来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多多益善，这与感情用事、刚惶、独立思考的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同。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爱冲动，他从未排斥于党之外，而毛泽东则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川更不像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那样的人，周恩来不会轻易遭受清洗的危险。
438Mao 周恩来把毛泽东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指路人，“他教导我们认识了一切，”周恩来以自己特有的语言说。l2-
周恩来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对一帮有资历的同事日渐不满，便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提出异议，以免引起晚年的毛泽东的专断或猜疑。[31n
周恩来在60年代批评毛泽东时，采取的是一种既隐晦又玄妙的方式。“毛主席是正确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紧张而沉闷的会议上简略地说，“他非常谦虚。”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4I
不过，自1971年后期起，周恩来感到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安全多了。
“怎么会有绝对权威呢?”周恩来在深思熟虑后，坦率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说，“毛主席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是权威，但如果有些问题他不熟悉，他又怎能成为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再一次作出轰动性的评论。“这里还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他在一次对话的开场白中讲道，“你今天是权威，但是否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1,.[5]
实际上，周恩来的评论是针对林彪而发的，因为“绝对权威”是林彪的图腾之一;但周恩来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
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70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恰恰是1971-1972年的两个重要功绩，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执政官，但不久又招致非难。
林彪已不在位，但到1973年，毛泽东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但到1974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有利。对于周恩来来说，更糟的是健康恶化，并且毛泽东对此清楚。
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使军队成为一所“全国人民的大学校”。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建设军队，而这是彭德怀难以做到的。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战役。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39*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会议上说:“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我们要顾全大局”尽管周恩来很小心，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1969年，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29个布尔什维克1这就把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而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的主要时手。见韩素音:《塔中之风》.342页。
令人难解的是，1972年，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
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革命。”[6]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时间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也没有另寻“接班人”或“最亲密的战友”来代替林彪。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的病患者头上，他们会大失所望。
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台。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念、信条和斗争，在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沽着强权政治的汗水。
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东山再起，有的得以提升;学校教学趋于正常，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所减轻;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
1972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泽东想起了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的风。
为了与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为了夺回对军队的控制权，还为了淡忘他脑海里“无限忠于”的林彪，毛泽东需要付出代价。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富有革命经验的战士、外交部部长陈毅死于癌症。当消息于1972年1月的早些时候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已经很虚弱，因支气管炎他不停地咳嗽，卧在床上通夜难眠。中共权威人士致辞陈毅的家人和许多政府部门，告知毛泽东将不出席陈毅的葬礼。但是，到了追悼会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手下的职员注意到他烦躁不安，突然说他要去参加追悼会。八宝山公墓大厅没有人想到毛泽东会出席，毛泽东的助手也一片慌乱.他们甚至不能为毛泽东穿戴好衣服，这位最高领导人440Mao穿着一身睡衣，也不顾什么皱巴巴的衬衣和裤子，披着一件大衣驱车去向陈毅作最后的致意去了。
在八宝山，毛泽东见到了陈毅的遗蠕，并与她作了简单的交谈:“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也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了交谈，借机告诉他，林彪在想逃往苏联时飞机失事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人说。
几位重要人物一见毛泽东出席这次葬礼便站立起来，毛泽东与陈毅的遗婿及其子女作了长谈。的确，陈毅有过40年的戎马生涯，但他却成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而毛泽东只给了他迟到的保护。
毛泽东很少参加同事的葬礼，为什么此刻会到八宝山来?
毛泽东喜欢性格开朗的陈毅，尽管他并不总是喜欢他的观点。当阴谋活动在北京似乎已习以为常的时候，失去一个常常直言相陈的人，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然而，挤满军人的冷漠的大理石殡仪馆诉说着更多的故事。
毛泽东欠了军队指挥员们的账。向这位外交部长献颂词，同时他也抚平了军人的情绪。[7]
1972年年中，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北京，她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幼象，然后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提到了两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以表露心迹。
当对世界形势作广泛的交谈时，毛泽东对这位友好的斯里兰卡人突然谈起在他的政府内发生的迫害和暗杀。班达拉奈克夫人迷惑不解，也很尴尬。过了很久，甚至在她离开毛泽东的书房时，她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究竟要将哪一个“两面派”置于死地，并使之声名狼藉。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41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毛泽东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这个“两面派”就是林彪。当时，幸存的林彪的同情者们都召集到中南海，听候发落。毛泽东准备按他所熟悉的真理来造就这个世界。
那个“两面派死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企图谋害我’……他反对整党建党，反对向美国开放……”
五个月前，即使尼克松也不知道这位前任国防部长的任何真实情况。现在毛泽东却主动向一位女士透露林彪的消息，而这位女士只是来寻求经济援助而不是政治秘密。
两周后，毛泽东对法国外长舒曼讲了类似的关于林彪事件的权威性看法。毛泽东对他的法国客人最后说:“一杯苦酒，林彪就完了。11
[81这一评论，似乎并不表明林彪密谋反对被动的毛泽东，至多意味着1971年的大事年表会记载这件事而已。
“我们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间的利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在农村实行温和政策的文件中写道。[91这份文件以编者身份谈到过去“人为的平均主义已经阻碍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意味着风在向右转。
在不同的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不过，虽然各派官员引用的许多语录条文是死的，毛泽东本人则仍然是活生生的。他绝不会退出思想是非之争，而只是暂时停下来。一些领导人可以任意抽出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只有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一切人的命运。
1973年春，毛泽东正处在对外政策浪潮的顶峰。
继尼克松之行后，他在书房里逐个地接见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101他对他们晓之以理，彬彬有礼地询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给未被承认时的荒芜年代罩上一层面纱，给历史梳理出明朗的脉络，对过去孤立时受到的指责等一些琐碎事表示毫不在乎。会谈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和某某国家像一对老朋友，两国之间从容地交往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
曾在抗日的潮流中崛起的毛泽东对待田中角荣首相犹如自己的弟弟。{1I」442Mao 周恩来把田中从休息室带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位主席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你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一了友好的谈话。”田中壮着胆子说。他对有关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中方的用语)或只是带来了“麻烦”(日方用语)的争论避而不谈。[127
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毛泽东居高临下，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当他挥手让这两位总理就座时，说道:“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这位中国领导人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边际:“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避而不谈日本政治。
他说:“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喃喃地说:“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卜??…”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他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请多多保重”。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他问田中，这位首相小声道:“它也有它的问题。”毛泽东以恢弘的口气总结道:‘旧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
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他把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似乎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他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11
[137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43 这番评论很有意思。这甚至使人觉得，田中的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
在联合国，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制造混乱”。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辞令和外交礼节。
与此同时，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它就海洋法、债务、贸易结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有”而一些国家“没有”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
《人民日报》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
然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
他对于开会讨论诸如和平、防务、国家争端之类纸上谈兵的做法不大相信。他是热衷于势力均衡术的中国头号人物，而不是容易接受协作方案的国际主义者。
至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具有道德正义感，不过他涉及复杂的经济问题方面的知识不全面，或者说落后于时代。
毛泽东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全球性反对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敌人在联合国的声音。这是自然的。毛泽东为中国进人超级大国的大同盟跃跃欲试，而不满足在“新兴国家”的小伙伴中作头领的地位。
1973年早春，当来自蒙古的风沙裹住了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与基辛格第三次坐到谈判桌前。中美两国关系跨出了一大步，终于达成协议:在双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其实是大使馆)。
中美联合成为国际事务中的既定事实。可是，仍有人对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的握手表示怀疑。在昆明召开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一位发言人言辞激烈地说:“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把苏联与美国的谈判说成是美苏勾结，但是现在我们也在与美国谈444Mao判。}}[14l人们确实可以这样说。
有位发言人(他的发言稿被台湾特务弄到手)极力反驳了对毛泽东亲美政策的抨击。他对解放军一些低级或高级军官说:“尼克松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而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要与美国人民接触”。
怎样理解毛泽东脱离曾亲如兄弟般的苏联阵营呢?这份发言稿婉转地指出:“当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减少只是表面现象。”
像尼克松一样，毛泽东也无法告诉他的人民，其政策没有改变。只有解放军军官才知道中国的对美政策已经改变，正像美国人能发现尼克松对中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一样。
政治局出现了新的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自己造成的。1973年9月，江青凌厉地批评了周恩来，甚至过火地说他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接下来的月份，毛泽东迎合了他妻子对周恩来的批评，尽管他拒不同意把同周恩来的争论与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相提并论。
善于适时应变的毛泽东除了对原则性问题运用他的说服力毛泽东和邓小平1974年在Ar京。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随后，又委任他担负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外，在政治局的各派中，他总是喜欢处在中间地位。这样，他就能根据辩证法的旋涡或自己的兴致决定向左还是向右。
1973年，毛泽东发现反林联盟把他推向右边太远，便感到有向左转的冲动。他搜寻思想观念的宝库寻找弹药，以便向那些他认为太保守的同事开火。
“自然”在中国政治局的最高层新的危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罪恶角色。1972年，医生发现周恩来的膀胧、结肠、肺部有癌症症状。nsl这一情况无疑破坏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关系，正像疾病损害了周恩来的身体一样。
毛泽东本人很快失去了左右政治局的力量。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况愈下。一连几天的紧张工作之后，帕金森氏综合症就会使他一星期卧床不起。除了签署文件和就重大事件作些商议外，他从不露面。
对毛泽东的接近，在北京的权力竞争中变得极为重要。谁能从这位老者那里得到一个赞许的点头或签字呢?此时此刻，政治局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桥梁。现在他们也知道，这一作用至多还能维持两年。
当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赴宴的客人们都感到震惊:邓小平竟出来了!
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一起，邓小平有点不自在地移动着小步，6年的流放生活看起来使他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一个直率、矮壮的权力人物。[161
邓小平微笑着。他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中国共产党强硬的前任总书记。他习惯于坐在离毛泽东的座位很远的地方，以尽可能不听这位主席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谈及邓时说:“他是个决定性人物，三七开。”
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这位学生出身的外交事务助理拉着邓小平的手，把他再次介绍给一群446Mao还瞪着眼睛表示怀疑的外国记者。邓小平优雅地鞠了个躬，并说他很高兴又回来了。他拘谨地解释说，他一直待在江西的干校，就像一位男孩在解释自己为何缺课。
王女士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现在他是副总理。几周后，毛泽东让外界知道，自1966年以来邓小平受到了“过于苛刻”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剥夺。[’”〕
大会堂似乎出现了和谐音调，邓小平的复出说明毛泽东正在下沉的权位已经受到震荡。病中的周恩来要求邓小平回到领导职位。毛泽东则由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林彪及其余党的斗争，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他接受邓小平。
邓小平一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精明地马上从于校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l’别他表示对林彪的出逃万分愤慨，并问能否参加批林运动。
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对帮助他击败林彪的那些人的一种报答。毛泽东曾依靠过地方军区的指挥官，这帮顽强的老将多数是邓小平的伙伴。毛泽东已发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级官员返程的通行证，邓小平(在刘少奇之后)成了这些人中的当然的英雄。
然而，使邓小平上台的形势并不单单是一个“左”与“右”的问题。毛泽东的不佳的健康状况，及分散权力的根本主张，对真理堂吉诃德式的追求，都使他精心安排的每个计划滑向不稳定的一边。
毛泽东已力不从心，难于制定一项持久的政治策略。但他可以发出最高指示，握有予夺之权，也可以行使否决权。
医生和护士都以中南海为中心舞台。与之相反，早些年毛泽东的职员中几乎没有医护人员，只有许多卫士。现在情形倒过来了，卫士少了，医护人员多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与国家的状况紧系在一起。
他扮演的是最高立法者的角色。在任何形式的意见冲突中，他只要呢喃地吐出一句话或匆匆写出一条格言就能稳操胜券。但是他不能坚持到底(如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那样)，也不能让现实适应他的格言。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47 林彪曾诡称他的上司为“B-52"，现在毛泽东真的像一架重型轰炸机，能经常产生巨大影响，不过对底下的事情影响甚微。
人们知道这架特殊的“B-52”燃料快要耗尽，航程将到尽头，再也扔不出几个袭人的炸弹，所以用不着害怕(除那些容易被击中者外)，抑或有人希望它仍有袭击的威力(那些希望从残骸中渔利者)。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肯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的历史功绩，并使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又肯定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并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报道说，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向代表们亲切地招手致意”。毛泽东在会上未致一辞。
会议只开了5天，而上一届即1969年那一次会议是24天。
“九大”的召开已足够保密，“十大”则直到会议安然结束才对外宣布，至于会议地址，则从未透露。[19]0
在会议文件中，不见任何智慧的活力，只有一篇新的党章，两篇老生常谈的讲话和翻来覆去地提的几个口号。如此而已。
枯燥乏味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毛泽东控制权力但不管理，其越越不进似乎抑制了周围人的创造性。其二，在1973年这种时448Mao候提出新的方针政策，就像要在上帝面前提出修改(十诫)一样。
大权在握的周恩来和那些认为他能执政的人，与江青及她那些不可靠的、急躁的朋党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江青及其朋党从年老的毛泽东反传统的基调中，嗅出了爬上中国政治顶层的最后机会的气息。
新党章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换言之:我们最终要实现目标。但只有上帝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恩来是“十大”升起的星。他的外交政策的跟随者有一些得到提升。某些反毛泽东主义的官员们也是这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周恩来有联系，并由于反林彪而受到过奖赏。与“九大”相比，极左派的军官们损失惨重。
然而，这并不是1973年这次大会的全部。极左派赶上前来了，不借毛泽东的风他们的帆船是驶不动的。来自上海的前纺织工人—年轻、英俊、好斗的王洪文，与周恩来均分了大会仅有的两个报告。“敢于反潮流”是王洪文的主题词。
大会着重讨论了林彪事件。对其处理采取了中国惯用的方式，林彪被“永远”开除出党。
毛泽东拒不选择第二号人物。林彪原来的职务—党的副主席，由五个人来分担。毛泽东似乎希望所有的竞争者都失去平衡，这要么是他对自己的权力松动不满，要么是他的将临深渊之感产生出一种遗憾。
毛泽东79岁，周恩来75岁，周恩来以下的四位副主席中的三位平均年龄接近70岁。39岁的王洪文在他们中间就像和五位老伯在一起的小男孩。
令人不安的事情是，这些早在20年代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兵们，现在仍主持着党的会议。而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包括江青)又不具备做新兵的气质或威望。
毛泽东并没有真正和谐地均衡各方面的力量。也许是由于他年老体衰，也许是由于刚惶自用，他正在深宫发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指令，使事态陷人混乱。
毛泽东的衰老在周恩来的意料之中，而江青则受周恩来的患病所鼓舞，她看到皇冠正滑向皇后的手中。
第二+章残梦(1973-1975) 449 毛泽东的地位已明显不如“九大”了，他一度被直呼为“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后期根本听不到这样的称呼，毛泽东被誉为“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低也被称为“毛主席”。周恩来一般尽可能地使用列宁的语录，而在60年代后期更多的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
与1969年相比，中央委员会不再像是毛泽东手中的工具。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450Mao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30%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划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哆?”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毛泽东巧言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做了订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51*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回到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称作帕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上他还做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泽东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就像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对，毛泽东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泽东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他后来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泽东但并未奏效。
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表明自己的信念时，也答复了对手。然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泽东在整个下午的简练话语，可不是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教义。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似乎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调合成为一贯的模式。
毛泽东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泽东留恋过去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总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也赞许地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毛泽东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小平为例。他评价邓小平:“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452Mao:
A Biography 外国来访者很少向毛泽东问到有关政治局的事情，不过毛泽东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小平未能参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69年仍与极左派打成一片，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来出席会议。
1973年，毛泽东对极左派的态度更趋复杂。在1970年至1972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不决。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下降，部分是他对下属的看法变幻莫测，以至于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电般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毛泽东本来可以轻松作答，但他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所以谁也不知道王洪文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王洪文还没有出世呢。王洪文试图说些什么，却被周恩来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洪文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他强调说。
接着他补充说，自那时起他就已经“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千革命了”。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是那样看待他。毛泽东在“十大”对王洪文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过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前途。”不过他这时已不抱幻想了。’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神秘书苑与世界的桥梁。既要保护毛泽东，又要慎重地控制毛泽东，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个极大的难事。
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惠特拉姆几次努力试图给这场尴尬的交谈加上一点儿乐观的气氛。他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毛泽东几次谈过这些问题—“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毛泽东是这样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53巾王洪文对这一点很清楚。1974年1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学习小组上作了一次讲话(从未发表)，这篇讲话是典型的自我辫解。以前中共领导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王洪文的这次讲话那样，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
他是在竭力提示听众.他是—或者曾经是—毛泽东的宠儿。《问题与研究》，1975 (2)。中实际上，自1973年后期以来，极左浪潮主要发生在教育界〕导火线是张铁生点燃的。他中学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
在辽宁省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他交了白卷，并附上一封信，愤怒谴责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教科书、。参见《人民日报》，1973-08-10
张铁生的信通过广播如经典一般在6个省播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信，并加了编者按以示赞成。不久，这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又刊登了一篇激昂的文章。
作者12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道茸严那一套
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吗!他们怎么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参见《人民日才民》，1973-12-28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的幕后策划者。
他30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具。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可能，并不受限制地发展。
作答的，他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恩来想让客人们这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顾及毛泽东的自怜。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缄口不语。与毛泽东相比，他见上帝的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泽东更近。
在11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泽东面前这两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恩来会比他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要拖着步伐迈向未来，而这两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死亡与疑虑正把毛泽东与他的可能的继承者分开。
周恩来看了一下表，示意会谈已经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一个思想靠“左”的小人物，当时她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文静而拘谨。这位主席打趣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极左派和反极左派集团为了职位和政策，借不成体统的批孔名义进行拉锯式的竞争，造成局势紧张。
《人民口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每隔那么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217这是在1973年后期发表的。这是让人们回到1966年的那场对“牛鬼蛇神”的斗争中去。’
或是毛泽东的身体太虚弱，或是他太冷酷，或是他自己就不相信，以致他不能为大家定义一下牛鬼蛇神，这势必造成混乱。
1974年初，他连放在眼前的手指都看不见了，仅仅能辨白光的方向。他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不仅发音不清，甚至合不拢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孔”运动。虽然没人能预测454Mao这一运动的最终命运，但“批孔”(“批判孔夫子”的缩写)却成了许多极左派狂热行为的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像雨后春笋般地盛行起来。毛泽东的像章再度流行。[22l在上海这个极左派最坚强的堡垒出现了一本新的杂志《学习与批判》，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更红。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的。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思想观念，越是响亮、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邪恶与“阶级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果，海南岛的广播如是说。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现在他被称作“反华小丑”。他那单调的甚至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上来，并很快成为“批孔”的副题。[23〕《人民日报》轻蔑地说，美国人竟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批判为“颓废派艺术家”。1973年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大反响。但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安全的。《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24]年迈的毛泽东(不是西方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首帖耳的人叮嘱过，音乐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这一套。他绝对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泽东的变化观与孔夫子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战争，在1974年恰恰是一场滑稽剧。
孔夫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泽东主义者改造中国。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55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的中国，类似批孔这样的运动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1974年间，毛泽东接见了20余位国外的达官显贵，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泽东每天都从自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和团”的造反热潮。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泽东的言行自相矛盾?这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白吃。11 [251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泽东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夫子作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门砖。
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人这场运动以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泽东。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变“批孔”为“批林批孔”，这样被迫参战的总理想把一场闹剧差不多改编为一场喜剧。毛泽东不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个才死了两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2500年。
周恩来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滑稽，并且确实对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毛泽东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恩来来说，它被视为批判林彪集团的继续，故是一根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绳索。
毛泽东赞成江青的看法，但他并不总是配合这位“文化大革命”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和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1974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11 [261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撅，”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456Mao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277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1297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后，快到1974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29;，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人了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JIM粤半串序了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57* 1974年泰，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
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1974-02-26(布迈T );1974-02-23(卡翁达);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1974-05-19(马卡里奥斯)。
** 1974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显著的位3t上。
**中在8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只见过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蜡予周恩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
会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307照片如同新闻报道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g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
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31]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1975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著的毛泽东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馅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458Mao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32]0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泽东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毛泽东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泽东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不难想象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是林彪“一类”，她把周恩来(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泽东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号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扬威，所以乘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来攻击周恩来。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恩来的朋友能够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来。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私人领域，虽然不纯是政治领域。这位闪烁着未来皇后目光的前演艺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约从1973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人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11 [33]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的期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风。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59*事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北京声称毛泽东在7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条子，其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12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见《七十年代》，1976
(12)。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1974年6月。7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1341，这对她是稀有的荣誉，胜之于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会见菲律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对她来说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见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泽东或者第二号人物才能发“指示”，江青从1964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10年特辑”的方式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们无法忍受。在1974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众多文章中，这篇文章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夫人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的路线而流芳。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的时候，他这样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这是一种凄哀的呼声。这表明毛泽东对他夫人的掺杂着感情和政治的纠纷实际上已无能为力。
不过只要毛泽东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刻间就会垮台。
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8个月的最后几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讲话，并宣称她的讲话代表毛泽东。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过，她注意到基辛格认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矛盾”的观点。[351
在这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江青披露了毛泽东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中这种思想观念上460 Mao: A Biography的循辞几乎不复存在。江青也许能从毛泽东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10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泽东在60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36l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
第二+章残梦(1973-1975) 461申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淞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时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JL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1976-04-30巾*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
“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参见《七十年代》，1977 (3)。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6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从1974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从20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2 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属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462Mao: A Biography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温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371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泽东本人。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报告至少26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381这架
第二+章残梦(1973-1975) 463*有趣的是，一位香莽、冲动、资历浅的‘性”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迁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见前注)讲毛泽东‘准给四届人代会波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凌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被判处巧年徒Jfq〔参见《问题与研究》，1979
(1)。
“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1391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1401，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侍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4lj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464Mao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人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人党。11[421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
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431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447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第二+章残梦(1973-1975) 465*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幸。*
1975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构谨，庄重沉双，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I
;A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参见克立与作者的谈话，曼谷，1979-11一10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毛泽东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457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温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
毛泽东作为仲裁者对邓小平的举动给予默许。他似乎们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要人们中间，邓小平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吗?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思想观念而成为主题，邓小平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号，几如春天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 1975年秋达到高潮。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小平发了言，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她没有当上文化部长，不过现在她倒是能够向农民推广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青的稿子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上面批写道:“放屁!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肠]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471当看到她对维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勃然大怒。
毛泽东对江青的感情强大到在中国政界引发两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把球传给了邓小平。第二次马上就要到来了。
当毛泽东病体日衰，周恩来离职住院时，对来中南海访问的466Mao外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泰国总理克立于1975年7月与毛泽东会晤后写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了什么。11[481
克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高声呼唤……他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毛泽东的许多话连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所说的话。11[491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毛泽东一件礼物，毛泽东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像个孩子，摆弄着手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走，所有的机敏、知识和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神中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盯着我的头。”原来的毛泽东已不存在了。[50]
为了国外那些恼人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他步履艰难，像是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脚，摆动着不易察觉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动人工假肢。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泽东以后说:“当我们驱车驶人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我和塔玛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51]
毛泽东向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谈起个人悲剧，说官做大了就隐含着悲剧。他对这位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官做得越大，别人向你甩的石头就越多。"[521
毛泽东对克立总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观察:“每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没走好运。11[53]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这7个人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回国后都倒了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用呢?”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领地之外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根本不会知道。”
第二+章残梦(1973-1975) 467中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泽东按摩小腿和裸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位泰国领导人说:‘眼他讲话，我就像他儿辈或孙辈。”
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碍了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任何科学治疗的打算，毛泽东本人也拒绝治疗。他的医生诊断后要告诉他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的政治上司要让其医疗的现实适应其政治的现实。当李医生向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报告张元昌诊断的病状时，汪东兴说:“你们检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然而对毛泽东的眼疾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凤希望能用输葡萄糖的办法治好他的失明，但医生坚持连续的医治，或是施行白内障手术，或是传统中医针拨的方法。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方案供毛泽东选择。1975年8月，经过12分钟的手术后，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我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两国彼此在对方首都建立了办事处，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高峰。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对美政策处于争论的边缘。基辛格本来准备在8月份出访北京，因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而延迟了(此时周恩来对美国持冷淡态度)。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界对亲华盛顿的举动提出了质询。被美国炸弹摧毁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1974年的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人极左分子和军人之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亲美政策。Iml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新任执政官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热心对美关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邓小平经常援引毛泽东的话，而当问到周恩来的状况时邓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甚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15570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访华时到305医院探望了周恩来。〔到他发现周恩来莫名其妙地采取谨慎态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来的气色虽然很好，但会谈只进行30分钟就结束了。
更糟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是这位美国人儿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的事。
尽管身处江南，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还是有6位468 Mao: A Biography其他外国领导人去渴见了毛泽东，尽管他们事前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与政治局中的一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态度暖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威飞抵北京的，他和福特总统在那儿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1974年的中美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毛周联手的战略，且被中苏紧张关系松动的观点所吸引。
基辛格为福特总统即将访华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泽东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了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
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求毛泽东把他邀请福特总统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付『577，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泽东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件单调乏味的事。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像第二个登月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令人敬畏又显得脆弱的毛泽东，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样不真实。
日渐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该收拾一下残局。111581毛泽东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事后不久毛泽东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 [59]
福特来访期间，毛泽东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那时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与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110分钟的谈话内容更详细，时间更长。毛泽东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到来访者是坐在他的书房中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看见她的女儿苏姗时，他的“眼*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福的北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的地图。其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成。
见Reston in NYT,1974-11-30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69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
睛亮了起来”。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中美两国官员以及那些看过毛泽东与福特会谈的新闻片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人物。
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
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470 Mao: A Biography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50年代后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昊旭君作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
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 47★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也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是坐在祷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谈话，这或许并不奇怪。毛泽东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当毛泽东起身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头发，电视工作者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面。
当1975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川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踌姗。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在等你父亲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的最有生气的话。’
在步人1976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东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发现毛泽东对美国人的一切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正好赶上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其中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472Mao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这首词却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z10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1975年1月一阵微风从右边刮来，那么1976年1月即现在所见的狂风则是从左边刮来。与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关注着风向，这位已经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人民代表大会的“问答”有利于犯错误的“鸟儿”时，毛泽东J温怒不已。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3]
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换言之，普通常识开始反击“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乱想。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党委副书记刘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当刘冰说“左”派控诉邓小平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4[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泽东有能力进行裁决吗?
毛泽东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养人的主观意志的学校时，他也是这样。他信口开河:“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s7a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边远农村去种水稻。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置孔夫子的读书治天下的训导于不顾。
尽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虽然1956年北京所谓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萦绕在他心头多年[[6]，他还是忍不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73申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蒋南翔曾被左翼狂风从高级领导层刹下来、当蒋南翔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现在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低声倔强地说:'30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年老的毛泽东，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息道:“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要亡党、亡国，”住去读作家们写的书，尽管过后他又会把它们扔到一边。
追溯他20年代在湖南的行踪，就可以了解悲剧之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侧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词句。
年轻的毛泽东并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对70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对刘冰的来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a[他读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 [g[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一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10]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117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474Mao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12[0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60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13]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减低对权威的持久敬畏，现在将导致对共产党的怀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无任何意义，节日毕竟只是节日。也许人们可以看出，将自己作为导师的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混合为一的老年毛泽东要在临终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63岁生日的。[14]
棕自相间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享用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贵宾。饰以“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门蒂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一位信使赶到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78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把蛋糕当作早餐消受了。从表面看，中国的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75日常生活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新闻宣传从攻击周恩来转到赞美周恩来。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转送到紫禁城的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色玫瑰状缎带的灵车队伍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带着复杂的感情站在寒风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国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没有加人众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即使九十高龄的朱德也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被鲜花和常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小平在有5000名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上致了语气过分颂扬的悼词。王洪文主持会议，他极不自然，就像一位参加教授会议的学生。!’”〕
50年代以来，毛泽东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他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26年中国总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遗像下摆着骨灰盒(周恩来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儿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161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1 [177周恩来的死就重于山东的这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如果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周恩来便能缓和一下势态。然而，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恩来的死带来的政治上的动乱。
失去了周恩来，具有“猴性”的毛泽东陷人了李尔王的境地，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小平不讲情面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恩来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派分化在1976年冬达到高潮。并且，正是毛泽东的存在，以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476Mao:
A Biography反对邓小平的筹码。
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1s1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周恩来的遗婿，淡泊、可敬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则冷冰。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对应物。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党内斗争”在周恩来的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了预兆。电视镜头为这一轮廓提供了线索。
由于周恩来的故去，邓小平试图对毛泽东之后的权力阵容进行调整便失去了一根主要的支柱。极左派看到了通行的绿灯，他们谋求一种极为不同的权力阵容。江青意欲孤注一掷。毛泽东稍看了点文件，便默许这种密谋的加强。江青一帮带着反邓小平材料来到毛泽东的床边，并请求他的医生用大号字重书以让毛泽东能好好阅读。医生推辞说，他们的职责仅仅是照看毛泽东，“让他看看这些文件感觉会好些”，江青说着把反邓材料递了过去。
冬至之时，毛泽东又吐出一句格言:“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19]甚至当毛泽东和蔼地向朱莉问起她父亲的腿时，这些话也被作为对邓小平的全盘政策不满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来。
那些新的语录不管怎么说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的话亦未失去感召力。他的政权由一连串格言固定着。“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0i通过新年元旦献词传达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全国震惊。而“安定团结”恰是邓小平自1975年年中以来巩固其权力的办事原则(因为周恩来快要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一团阴沉沉的雾，笼罩在那时召开的一次令人紧张和疲倦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的语录中的音音兄兄几乎全都被搜寻遍了。为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77谁出任总理一职的拔河大赛正在进行。
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的一位候选人，张春桥是另一位。
刀已出鞘，毛泽东在场也无法控制他们。邓小平向这个15人的政治局作了一个经济政策的报告，姚文元驳斥它在理论上没有根据。有人(不是毛泽东)坚决拥护邓小平做总理，极左派则以他们不会服从其领导而断然否定。[川针对这种情况，江青推举张春桥这位她圈子中最合适的一位为候选人。然而，那些拥护邓小平的人包括军界元老叶剑英，设法推翻了张春桥作为总理的提议。
毛泽东本人的目光转向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得意门徒，他从未给毛泽东惹过麻烦。和蔼可亲的华国锋是一位诚实的人。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从各方面考虑都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至少是可以相信他的。华国锋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对恶劣的环境抱有信心。
华国锋是在1969年才从湖南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他比久经沙场的邓小平树敌要少得多。对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他站在邓小平和极左派之间。在急风骤雨之中他保持冷静的风格。
由于毛泽东不喜欢其他的候选人，曾为毛泽东效过力便成了这位和颜悦色的山西人的主要资本。他曾在毛泽东的家乡抓水利工作，他指挥修建了一条连接这个地区和长沙的铁路;建造了毛泽东的韶山旧居陈列馆;在韶山办起彩电厂。[2z7这使得毛泽东的许多亲戚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在政治上向林彪甩了一块石头。
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他是一个二流人选而不是最合适的接替周恩来的人选。他知道有人(可能是他的感情疏远了的妻子)说华国锋“蠢”、是“土包子”后，于是反驳说:华国锋“无私、不蠢、厚重少文11[2310
毛泽东还感到有必要对华国锋“不蠢”作些宣传。他承认华国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故在2月份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之后毛泽东曾这样发过指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让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1
[2A]
如果说选择华国锋任总理是一种妥协，但这样做并不能使争478Mao执终止。
甚至当攻击的目标只是一种幻想时，毛泽东还鬼使神差般地要斗下去。在提升华国锋不久，毛泽东就以灾难性的语言写道:“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25)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他忧心忡忡，不相信平衡状态的存在，他赞美光明，常提醒大家阻止黑暗的降临。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突然对邓小平发难。f261在癌症夺去周恩来的生命之后，邓小平已经处于困境之中，这句话更是对他在1976年的政治生命盖棺定论。
要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的话是很容易的，而且现在很多人正在这样叫嚷0邓小平列出了一些毛泽东所坚持的方针，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并未将它们置于等同地位。
报刊新闻宣称(虽然未点名)，邓小平把“阶级斗争”从“纲”的地位降低到只是许多“目”中的一个，这样做就是否定毛泽东。这位副总理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把邓小平及其朋友叫做“走资派”事实上太过火了。
邓小平的上层支持者—军队元老叶剑英是其中之一—对这位副总理遭受攻击非常反感，他们匆匆退出政治局会议室，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他们宣称不再参加这种败事有余的会议，并对毛泽东的专断满腹牢骚。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整顿未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在他去世后反而激化了中国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同时，邓小平确实不是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中很少包含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引语。“马克思和列宁生活并逝世于上一个世纪，”邓小平这样直率、典型地评价说，“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
毛泽东有一次以一种迷人的语调谈到孙中山为什么弃医从政。“这样他就能控制医生了，”毛泽东说，“政治家是掌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医生’。>,
+s10这种极富儒家意味的偏激之语表达了一种寓意深刻的政治观。
在毛泽东看来，孙中山通过从政而选择了更高级的职业，所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79以他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为师，其对象不是自然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孙中山是这样践行的，毛泽东也这样践行。
毛泽东常常谈到人需要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内省不疚。”1291他在“八大”上这样说。内省不疚这句话我们应时时不忘。
一体性是毛泽东的梦想。你讲课要把课讲清楚。政治也是一样，统治者就是导师。他大书特书的是在感觉的统一体中如何把人们结集在一起。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南京拜锡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坐像敬欲花圈。
这样，民主与集中的奇异双人舞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跳了起来。“没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他讲的这句话曾迷惑过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只有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奉献出来，统治者才能使大家集中起来成为统一体，这就是政治道德目标。所有这些可怕的问题起因于1975年9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他夸大了毛泽东的集权思想—的谈话〔301“在党的政策要改变时，你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他对这位年轻人就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开了一张处方。毛泽东在说出有“清醒的头脑”这个词之前，确实停顿了很长时间，他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表达。但当党改变了思想时你应该怎样做呢?是随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呢?还是认为是对的而坚持不同的立场呢?不管怎样，有清醒的头脑更是左右为难。
毛泽东是一位导师，他确实想让他的学生，即中华民族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华民族只能存在一种思想。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不成体统的，就是这个把循循善诱的毛泽东与独揽大权的毛泽东统一在一起。从70年代起，这种“统一”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导致一种周而复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泽东并不指望中国今后一帆风顺，但他却误解了即将来临的紧张局势的本质。在取得政权前夕，毛泽东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311 25年后这句话成了现实。
480Mao 这戏剧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泽东一再试图通过英雄行动实现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加道德的社会，但这种追求只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才有意义，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则无意义。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过他的新人。历史并不因昨天在奋力维系自己的完美而停滞不前。毛泽东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负着下一阶段使命的人演讲。
当毛泽东年轻时，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当时他们的双亲才故去不久。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韶山建立起来，毛泽东继承父业一边持家，一边进行党的活动。其弟泽民极力反对，他对毛泽东吼道:“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
[327
这句话—言外之意是要过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泽东，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泽民。’
“批孔”运动的部分灾难是思想观念的作用，这种思想观念—无论是孔子的还是毛泽东的—已经从“长剧”中退场。
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孔子是文人学究们的特殊领域。对千百万中国人来说，民族的前途高于一切流传下来的华丽经文。
“我们可爱的同胞，”他在掌权前说道，“将能像人一样生活，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的政府。11 [337但是，深埋在毛泽东脑海中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人民”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玄学上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竟争和意见相左的公民队伍。他说“人民”1949年掌了权，这倒有些符合事实—他的政府广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愿，并确实在为人民谋利益—不过仅仅靠更换人民的代表，“人民”永远不能掌权。
毛泽东确是把自己视为圣人，圣人排除了中间组织直接联系着群众，而政治的领域就是其现代意义。这是旧中国已确立起来的模式。真理和权力集于圣贤一身，他驾驭着作为现代化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灾难性的模式，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中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会事，毛泽东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干部的弟弟泽民。尔后，毛泽东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法”。
—译注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81式主义的束缚。”[347它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泽东。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道奇观，它是来迎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357
中国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锋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觉得他们像是一对老朋友，不过风光不再。
他们会晤了100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从原始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阶级斗争血泪史。邀请名声不佳的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泽东的主意，看来是这位老人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而不是对毛泽东—尼克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像是在宴会闻到泄漏出的汽油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
事后才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367但中方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被拒绝。
毛泽东很想见尼克松。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377，并且他还向三位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些口信。毛泽东认为中国外交部对此也许赞同，也许无可奈何。
毛泽东从不深究其他国家民主政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对82岁的毛泽东来说，象征便是现实，过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个强大的王国，自成世界。
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是要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482Mao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欣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的突破，为什么不该给他荣誉呢?’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当福特对中国和苏联都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毛泽东决不会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总理抱怨说。[381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11
[391他确实不明白: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的诊断。毛泽东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这件事上，毛泽东试图鞭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泽东对美国的初选知之甚微;并且尼克松成行的最终决定是在圣克利门蒂而不是北京。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同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种关系衰退，并进而同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特，而是进一步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泽东。他在一次宴会的致辞中说，他认为“仅靠签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40J0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明显批评，对毛泽东来说像音乐一般中听，但对福特来说未必中听。
美国问题也是与邓小平的问题紧密联系的，这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而去年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了。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83*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首脑级待遇。他与华国锋谈了6小时，在全世界仅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宾。
材邓小平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年)“进来”时，邓小平刚好“出去”;而邓小平(1973-1975年)“进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来“进去”时，邓小平又“出去”了。*可以肯定，邓刁、平对1976年的毛泽东来说是可疑分子。毛泽东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毛泽东与党的首脑人物之间发生的一次大的冲突。
福特访华前不久，受人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被公开指责为有害的书，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旨在宣传“投降派”。他指出，《水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称为英雄。这一反他向来所持的观点。刚他在发这些批评性的唠叨时，张玉凤和讲师卢荻在场。张玉凤要卢荻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当作最高政策。北京开始传出小道消息，邓小平(也许还有他的某些军界朋友)将要“投降”莫斯科，就像宋江假装抵抗而最后“投降”皇帝一样。
邓小平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报之以嘲笑，对有关评《水浒传》的问题，他轻蔑地说:“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11[421
第二段插曲确是不同寻常。21个月前，中国在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的全体成员，并一直被北京称为“间谍”。然而，恰好在福特慢吞吞地回到家时，他们又突然被宣告无罪。中国政府说他们不是间谍，还给他们举行大型宴会，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称这些闯人者为间谍，到宣告他们无罪，北京以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对待一场间谍指控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毛泽东和福特的高级会谈失败时，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对苏联的观点呢?
似乎可以肯定，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泽东并不赞成宣布苏联的机组成员无罪。这件事只有可能是邓小平，这位毛泽东当时的主管大员授权向莫斯科作出姿态。巾
最终，尼克松之行并不像美国报纸讲的那样损害了美中关系，但也不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大促进(中国公众的心态除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尼克松就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作展望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句。[43]尼克松和毛泽东彼此的印象很深，他们似乎是在攀登个人的高峰，而未给外部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这次访问只是对1972年的那次作一了一个怀旧的注脚。对毛泽东来说，尼克松之行不仅在于怀旧，而且也是他用力掷向政治局战场的一颗手榴弹。
484Mao 《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441之后仅仅一周，毛泽东就听说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平静而紧张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去世亲友的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一壮观场面，这似乎无可非议。
但气氛很紧张。有些诗远不止是纪念周恩来，它们猛烈抨击那些自周恩来去世后三个月以来猖撅异常的极左派。对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的赞美就是给江青刮耳光。有人还提到一些怪物，如用“妖魔”一词来戏弄姚文元。其寓言极微妙，但带有爆炸性。[451
人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人”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461
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第三个主题。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471而秦始皇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他是一位常被赞扬的典型人物。在这朝气蓬勃的示威中，蕴藏着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的不满。有一首诗以挑战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写道:“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令人敬爱的周恩来了。这种巧妙做法，以其强劲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人了毛泽东宫廷政治的灰暗大厅中。纪念碑前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有可能是对数月来极左派中伤邓小平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最有力回击。[481
来自广场的消息刚刚传出，他的侄儿毛远新就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们像一挂燃着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炸响了。北京当局把花圈从纪念碑前搬走了，这一举动把一场平静的悼念活动激化为骚乱，骚乱持续了14个小时，至少牵涉了10万人。人们乱成一片，车辆被烧，近百人受伤。[491有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派的追随者，做了一个简短演讲，他硬说周恩来曾经数次犯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他话没讲完就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抓住捆起来，在纪念碑台阶上被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501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85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正式选举华国锋为总理，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务)，这样，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所有这些都由毛泽东一手造成。[51]
邓小平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这是由于邓小平的强硬作风，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的厄运所致。并无证据表明邓小平是骚乱的幕后策划者，北京市长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他是不会下令将花圈撤去的。[52]这样，骚乱肯定也不会发生。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小平的决定[53]，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小平也投票开除自己吗?“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求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遇见的场面令人尴尬。[5a[毛泽东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气喘吁吁地吐出几个字。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有时毛泽东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笺上涂写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10分钟后，毛泽东在准备上床休息前，在便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11 [55]但这是要华国锋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猪会议?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邓小平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泽东又写了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5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泽东度过了难挨的几分钟。
486Mao: A Biography这次会见与毛泽东上次接见外宾的情况相比，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有时王海容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泽东核对。11[561
虽然时有争吵，张玉凤总是毛泽东的长期助手。她来中南海的那一年之前，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是毛的主要政治心腹(毛远新与江青也很密切)。在毛泽东的庭院衰落过程中，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失去了作为毛泽东与超越中南海的政治势力的纽带作用。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1975年至1976年他们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神人。所以毛泽东仍在台上，制定着他的路线，而其他资深的同事们像不负任何责任的听差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6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111571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作出解释。这一信息很清楚:毛泽东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在一起的照片，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更不要说知道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与心脏疾病了。根据近几周来毛泽东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得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结果。
华国锋无疑是领路人。这位腼腆的新任总理紧跟着毛泽东，他指导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冒毛泽东发怒之险。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紧紧依靠毛泽东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泽东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是他本人制定了这一方案呀我们不得而知。
毛泽东开始受制于他的奉承者，他已病人膏育，又不存在一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87个可继承他的权力而又受到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
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泽东那里传出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汪东兴手下有一支精锐的8341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瞧不起江青，他的警卫部队在做反对江青的工作。虽然不像“左”派势力那么深广，但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绝没有放弃行动。在“左”派这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成了联络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任何政治批评及媒体的任何批评他都随时报告。
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毛远新来告诉他的伯父，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扰乱人心的大字报。[5s1
大字报说，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太高。“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大字报一事的动机如何，据说毛泽东作了明确果断的表态:“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录，其模糊性说明一个严重问题，即生命垂危的圣人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而是说极左派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或是捏造这种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泽东的名字被搬来搬去，即使毛泽东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壮着胆子说:488“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Mao春桥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60I
在多次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地默默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那个晚上，他写下一条重要格言，然后找这方或那方的主要人物到他那里，以显示自己倾向于哪一边。
毛泽东接着对坐在他卧室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个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宽厚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
最终华国锋好不容易开口说:“没有。”
毛泽东点破了华国锋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25万人，而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泽东感觉到了唐山地震，其剧烈足以震动了他的床，使人情绪不稳甚至害怕。他的总部不得不转移到防地震的建筑202号，不过仍在中南海内。
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乡土中国历来迷信自然现象是政治事件的预兆。农民们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毛泽东的思想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他肯定也联想到同样的事情。
国中谣言四起，大部分谣言都说毛泽东快要死了，而且官方新闻机构也承认对这种谣言现象无能为力。
地震前，乌龟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老虎和耗牛在感觉到预震时都趴在地上—动物感觉到了自然的反常。
地震后谣言纷至沓来，银行被抢，交往中的无礼行为更加频繁，工人不负任何职责—人们感觉到了政治的地震。
自从1949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泽东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代正在结束。它隐隐呈现出的非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www.google.cn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谷歌搜上海木头，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谷歌搜：wewillfreetibet,谷歌搜：大陆的长程思维控制；谷歌搜：woody20000@gmail.com)
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说:“负担太重时，死亡是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89一种解脱。11[611到8月下旬，毛泽东的负担太重了。9月2日，他第三次病危，昏迷不醒。
各派挥笔去发挥那些偶像化的乏味词句的时机到了。华国锋该制订继承大业的计划，江青该忙着谋划自己的对策了。
他真的还活着吗?在临时的防地震建筑202号，躺在那里的毛泽东似乎是虚幻的。对政治局的所有派系来说，毛泽东已被毛泽东主义所代替，现实中的82岁的毛泽东被循环生成一打“毛泽东们”。这适应了循环者们的需要。
江青及其同伙对毛泽东之后时代的到来缺乏自信，虽然这伙人试图从毛泽东哆嗦的嘴中挤出一句什么临终指示，但毛泽东只能在另一方谈论政治了。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的逝世会带来不稳定。然而，毛泽东的在世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不知毛泽东的死期这一事实则是最后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这个遭受近20年磨难的国家来说，毛泽东的逝世将带来返璞归真意义上的稳定。
在毛泽东的总部，摆满了医疗设备，两名政治局委员日夜值班。他们值班是出于责任但没有权力。“四人帮”中最年轻的成员王洪文，为了减轻压力总是看香港电影或溜出去到西苑军用机场的野外打兔子。
北京晚秋一个和煦的下午，3点30分，收音机预告半小时后将有重大新闻。在北京市市中心工作的一些人猜测着新闻的内容，因为他们上午看到川流不息的小轿车进出中南海。
“毛主席逝世了。 [62]
9月的凌晨，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仅仅16个小时后，政府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这一消息。按北京的标准，可谓闪电般的速度。
普通百姓有的在哭泣，更多的人则惊心不已。
在现时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要长，几亿中国人想象不出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降半旗志哀，毛主席像章几年后又一次佩戴在某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买来《人民日报》以了解详细情490Mao况，他们平日从不劳神去读它上面空洞乏味的文章。这次，这份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增加了9倍。
不过，首都北京的气氛(甚至这个国家其他的一些地方)显得很平静，没有出现像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笼罩着一种不安的瘫痪气氛，也没有自发的群众“事件”，人们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死亡，对中国人来讲是超脱不了的自然规律。很少有人装模作样让人感到毛泽东的死足以使他们流泪。“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布的讣告充满感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他……”
这位农民领袖曾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出来，并使中国震撼西方，现在则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哀悼活动宣布持续一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没有任何体育和娱乐活动，毛泽东的遗体停放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列队经过灵枢，“致以最后的敬意”。
这起码是新华社首次报道的消息。然而在稿子被广为播发和翻译之前，还是有一处小小的改动，“最后”被删掉了，变成人们前来“致以敬意”。+10
这一改动表明，毛泽东的遗体—更不用说是他的思想遗产—成了形势严峻的政治局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倡议书上签过字，同意死后遗体火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追悼大会。
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 491化。“我死后，”他在另一场合则说，“把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有几次，他曾去过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他不止一次带着江青去看过这块886号墓地。(647
1976年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看来，把江青与毛泽东一起殡葬的计划是不能容忍的。多数人认为最为妥善的解决是像周恩来生前处理他自己的遗体所指示的那样，将毛泽东火化并把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大地”。
但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几小时内，政治局决定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医生怀疑这一计划是否能够实现。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已腐烂只得代用蜡制品，斯大林的胡子也掉了。再者，将22公升甲醛注人毛泽东的体内，这只能作为临时性手段。中国古代的方法证明是不适用的，因为皇帝的遗体是深深地葬在地下而绝不会暴露在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将这样处置(供中国的群众瞻仰)。
派人到河内去研究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越南人闭口不言，或唠叨着胡志明遗体的事，甚至说在7年内也会腐烂。医生决定采用注甲醛的方法，第一步是摘除心、肺、胃、肾、肠、肝、膀胧、胰腺、胆囊和脾，接下来是在毛泽东的颈部插上管子以能注人足量的甲醛到没有内脏的体腔内。作为预备，工艺美术研究所受命用蜡制造毛泽东遗体的复制品，复制品制得毫发无差。
30万人列队经过水晶棺“瞻仰”遗容。外交官瞻仰的时间作了专门安排，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单独列为一队。在中央委员们送的花圈中，其中有一个花圈的挽联这般写道:“深切哀悼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二11[65)
123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其中多是些无感情的平淡颂词。
在50年代和60年代低毁毛泽东的政府越厉害的，在1976年对他的颂词也越多。毛泽东一定会笑慰在这种矛盾之中。
在纽约，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在莫斯科，《消息报》只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发了一则报道。在香港，股票市场混乱。在台湾，则举行庆祝活动。
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煮讲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492Mao过去了。”在请这位80岁的倦怠老者就其昔日对手之死作一番评论时，他毫无怨恨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PI
[661
在毛泽东的哀悼周的最后一天上午，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下午3点，全中国停工3分钟，整整9亿人(不怀疑有少数人例外)默哀。中国所有的火车、工厂、轮船都为这特殊的3分钟鸣笛。
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这种不成体统的安排与追悼会不太相称。华国锋致悼词，他以故作老练的口吻赞颂毛泽东的伟大，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孙中山的遗婿站在华国锋身边，华国锋空谈什么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1671a
大会结束时，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全中国在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向天安门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三鞠躬。随后，一支500人的乐队高奏起“东方红”，该歌曲的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
下午4时，人群散去。自行车又像往常一样潮水般通过天安门，追悼会后，人们乘坐的小轿车、面包车从大会留下的废纸屑上碾过，渐渐地远去。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的时代即将诞生。
1946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人民救星”金匾。
第二+一章强弩之末(1976) 493尾声
尽管有诸多过失，但毛泽东有幸使中国有了新的开端。毛泽东是20世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
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是什么使他成功地掌握党政权力，取得最伟大的成就?那就是他特有的火一般的热情。没有这个，就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随着中国末代王朝的衰落来点燃他的时代。他很自信，也坚信他的农民军队最终会胜利。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渴望—赋予他坚如磐石的意志。
这种改变大国政治秩序的个性特征的力量，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时代的社会特征紧密相连的。毛泽东生长于动乱年代，那时人们呼唤一只可以拯救他们的强有力的手。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些意欲拥护像毛泽东这样的决意反传统者遍地皆是，可谓空前绝后。
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中国像是准备了百场节目的狂欢场地，待演的节目都在谋求公众的允诺以便随时登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军阀、土匪、教徒、外国探险家以及冠以其他名称的人物，全都旋转着拥挤在一起。兴起、败落、昙花一现的联盟，方生方死的新行动计划，在这种环境中，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有着千载难逢的良机与世争雄，变革社会。
与这狂欢场地上的其他人物一样，毛泽东也以身相搏，并且气运亨通。有三四次，毛泽东以毫发之差避过了灭顶之灾。川长征结束后，他之所以赢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权，部分原因就在494Mao:
A Biography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挣扎着通过西藏时时运不济。
在诸多混乱的大事件中，日本进攻中国的时间选择对毛泽东大为有利—这挫败了蒋介石的计划。在一群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地位的冷静而又富有谋略的人中，毛泽东因与莫斯科及第三国际保持一定距离而免遭毁灭。然而，几乎每一位赞同苏联拙劣建议的中国领导人，都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失去了立足之地。毛泽东是在巧妙消除不适应中国的克里姆林宫策略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毛泽东的秘诀在于他深知暴力的必要性，实际上他也乐于此道。毛泽东拿起枪走向农村，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离开了那些待在上海的人。
在战争中，毛泽东凭借两个长人之处而得心应手:灵活机动的策略和使下属领会其策略的能力。[z[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3]这也是他的方法。他确实在农村对父亲发出过绝妙的最后通碟，确实经常灵活地利用“统一战线”孤立过主要敌手;确实有意放纵过“左”派的那些好斗的家伙，并在他们能量耗尽、成为多余之物时制服他们。
他的共产主义目标和对右派的嫉恨每每使他跃向左边，但极左不是他精神上的迷恋之处。他喜欢这种骑墙的姿势。当他愿意的时候，用一支讽刺的利箭或一剂现实主义的苦药，他就可以反驳右倾，而且又抑制“左”倾。他常说“两条腿走路”。这种天然的均衡性—有点像古代中国人信奉的阴阳刚柔相济的二重性—在毛泽东的全盛时期，对毛泽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他博览群书，足智多谋，而且他来自中国的内地。这两个因素都同样重要。在革命的热潮中，他能冷静明智地驾驭群众的激情。
毛泽东也曾为一些过激行为兴奋激昂—如许多人在行将灭亡的旧中国面前所表现的那样—然而他又能持超然之态分析自己所获的经验。
最后，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泽东的品格。索马里能产生一位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心理特质来说明毛泽东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
尾声495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泽东，正像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人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政体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
就20世纪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而言，志在成为主宰人物的必定是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整个历史中，毛泽东可以列人十多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
作为一位统一者，他可与汉朝(汉高祖)、隋朝(隋文帝)、唐朝(唐太宗)和明朝(朱洪武)的开国皇帝并驾齐驱。甚至可与他眼中的英雄、气扫六合的秦始皇相提并论—秦始皇在耶稣降生前221年就统一了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的改造者，他要胜过隋朝和明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因为他们几乎未改变社会体制—并且，这一点只有反传统的秦始皇才能与他匹敌。或许还有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他是在封建主义寒冬中提前报春的社会主义之鸟。
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泽东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他圣哲。在某些方面，毛泽东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流芳。他类似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但他在夺取和掌握中国的政权上比洪秀全更胜一筹。
毛泽东之所以显得如此伟大，在于他的影响持续不断地支撑着现代中国剧变的各个不同时期。他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
50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造反者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政权。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第三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不止是一种而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496Mao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
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梦想家，是半知识分子，类似于拿破仑、戴高乐和丘吉尔。这类思想、行动一致的人物在动乱年代总是具有影响力。人们发现，历史由于竞争领顽才显得活生生。毛泽东坚信过去的美景可以再现于未来，这激起了他最初的政治雄心。他的独特兴趣在于历史是如何演进的。他认为理想和非凡人物的坚强意志是历史的关键所在。
这类集活动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与空想知识分子不同。
他具有军人的心智，兵权之剑倚挂在史籍之旁。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甚于最为闪光的逻辑真理模式。他鄙薄技术，对于机器能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观点不轻易苟同。在经济领域他可不是行家里手。
毛泽东、拿破仑、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是这类集思想和行动于一身的人，这类志存高远者颇难博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赞许。走出书斋拯救自己国家的特立独行者终会成为传奇人物，而且很难把他们与那些曾激励过他们去行动的圣贤英雄区别开来。
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对历史有巨大贡献，而是他的行动实现了他的思想。
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20年代，中国变得如此衰败和混乱—像一盘散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在逐渐消失。学校教育使孩子们易于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组织的网络使当时中国28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本书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那样被亿万人诵读。人们甚至一边哀叹这本语录成了知识分子的紧箍咒，一边还是把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顶礼膜拜。
尾声497 中国由毛泽东领导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在中国人的眼中尤为重要。这恢复了中国人崇高的自我形象。“东亚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亚洲的其他国家对其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毛泽东年轻时心忧天下，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遭外敌人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来[[4]，正当壮年的毛泽东意之所欲已得到时间证实。当北京宣布核试验时，中国年轻人便神情激动起来。政府同人民之间的默契使外国军队—不管是苏联、美国，还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吓中国”。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他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关键，这甚至超过了列宁。这些都是他学说中的孪生支柱。
不过，毛泽东也创造了两个概念，它们使基于支柱顶端的理论大厦更具有特色。他极为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定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环顾四周时看到的是无数的不满星火，并渴求用变化之杖来搅动罐子—这是毛泽东施政过程中两个恒定不变的东西。
我想，他全然没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则不同，他们宣布以前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如何策划夺取政权，毛泽东像计算尺般的精确。可是，他追求的社会却不能以科学法则来划定。
毛泽东的优点在于他永不自满，总在追求一种更具人性并能深深感觉到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德国人发明了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尽其努力使社会主义柔化成一种社会道德。他不仅需要一个新国家，而且需要一种追随他的新公民。
毛泽东的弱点是在年老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想要什么类型的社会。他父亲似乎对他的影响极大(赋予他全力以赴的斗志和对敌的专注);有时似乎又是他母亲的影响支配了他(赋予他安享一种道德生活的既定目标)。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有生之年闻名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中国3000年历史上绝无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而令人回味的是，这个在498Mao农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极少关注中国以外的事。两次赴俄是他仅有的国外经历。
会见埃德加?斯诺时，他已年过四十。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外国人建立一种较为持久的关系。他终生没有掌握外国语言。
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的视野和热情只限于中国。
其他国家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它们干涉了中国;或者它们具有中国能学习的思想和经验。
身为伟大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毛泽东的精神锐气也注入了世界意识。在许多国家，“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
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泽东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5]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象征，他比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更具魅力。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众中实施新政，不仅是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依靠自力更生的整体变革。
在西方，我们不习惯接受在远东崛起的、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物。一位中国人站在世界历史的界岸上向我们招手—这就是毛泽东的新奇之处。尽管他是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他已作为20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想，就他的盖世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和戈尔巴乔夫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正是这位中国圣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其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射出两颗最具反响的子弹。1960年他与苏联的联盟破裂使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寿终正寝;10年后他向美国敞开大门，把一个两极世界改变成三角关系的世界。
他所施展的技巧令全世界惊讶，全世界由此领略了中国人的
尾声499谋略之深。
毛泽东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时间内再造了中国社会。毛泽东的一些改革已迅速消除。然而毛泽东主义时代社会变迁的另一些影响将持续到未来—持续到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因岁月不饶而逝去之后人民生活较自由的时期，并持续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以后。
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虽然这一过程使年轻人得以转变而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背道而驰，但这些现代人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言的产物。
在他临终时，毛泽东能够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了儿步。
经济发展出于多种原因虽不如日本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泽东偏好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实质上的所获是基本的。
总之，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履历复杂，特别是在国内，作为一位男子汉和一名政治家他有很大的缺点。他有较强的成见，不总是前后一致。
由于位处至尊，毛泽东总的说来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没几个。难以容纳他人，任意的工作方式背后是空虚。他是一位伟大领袖，然而在许多工作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可不是值得称道的特质。
毛泽东有自己奇特的合作方式。如果为了成功必须如此，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
500Mao 他走“之”字路，因为他不能沿着既定的政策通道行进下去。他常常对亲手栽培的树所结出的果实感到惧怕而畏缩。他周期性地发出的雷霆之怒所针对的正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一个9亿人口的国家，这有点像是说不允许园丁沾一点泥巴。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1976年所遗下的中国缺少些他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泽东指望新中国有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他期待着公民“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从未平静下来过。
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位管理者要比作为一名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落后的经济中复苏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之后，这一复苏将仍然是缓慢的，而这种为民族雪耻的复苏是毛泽东革命的第二个任务。这部分是因为要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部分是因为毛泽东不像擅长政治那样擅长经济。
这位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确实充满矛盾。他向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甩石头，然而他在对因循守旧的警惕眼光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陷于泥淖之中。他自己时常沉溺于传统的水波之中，可是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听闻
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与苏联保持不密切
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
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站污—所以他宣称莫
尾声501斯科是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这20多年。”[6]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71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1919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1919年长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会人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个人解放与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年的政502Mao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讯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图将陷人惊人落后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泽东是维新者，但这位维新者不可能—绝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
毛泽东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像朝圣者，对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他犹如家长一般。确实，由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角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在他去世后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族站起来了，但它的多数公民却没有站起来。毛泽东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s7他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毛泽东似乎不理解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一，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将不再传给后来者。自然会翻过这页，年轻一代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下一个空白地。
20世纪初，叛逆者毛泽东的个人特征是与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可是，毛泽东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仅仅以毛泽东的生命终结为尺度吗?但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毛泽东有一次对他的听众提出
尾声503忠告，“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9l不过，没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实际上不可能继续下去。
504Mao: A Biography后记身后境遇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里，中国国内依然视之为神。尽管这个国家时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谈到毛泽东时，其口吻还是俨然在说一个神抵。事实上，即便到了共产党实际上的新领袖邓小平准备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再评价的时候，也是为了适应他自己领导的政治需要。那时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
随着时间静静地流逝，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开始少了起来，人们愈来愈不重视他了。1978年《人民日报》不做任何解释就不再用黑体字来印刷报纸中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同一年在上海，当我在复旦大学门口拿起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的白色石膏塑像拍照时，一些学生领袖制止了我。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别照了，下星期我们就要把它推倒了。”一位北京的外籍居民从中国朋友们那里得到了1
500枚毛主席像章，这些中国人认为:“留着它们不大好，扔掉在政治上又不明智。”[z1
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日渐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
1979年的一个内部指示提及毛泽东的小红书时说:“《毛主席语录》是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危害很大、流毒甚广。”此后的一个内部文件则为如何处理风行天下的毛泽东像感到颇费踌躇。“毛主席像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01
[31北京的领导层似乎为如何公开地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而迷惑。我于1980年在本书的第一版里写道:“中国必须，而且我认为将会巧妙地处理毛泽东的遗产。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这个人，可是却需要他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最初开始处理毛泽东后记505问题时的真实境况。
1980年夏天，我作为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代表团”的一员随团访问中国。我注意到那些对毛泽东知之甚多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对此讳莫如深。在我们代表团和中国专家进行对话的研讨会上，中国的专家们通常会对美国学者提出的问题报之以苦笑而不是回答。他们会搪塞说:“这方面我们还没有研究。”如果有人以苏联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和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间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那样来对毛泽东作出任何评价，都会令中国的专家们惴惴不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上，社会理论家于光远提到了社科院正在编幕一套百科全书，不久即将问世。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便询问出版的时间表，于光远笑着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M’字母开头的那一卷目前还不能出版，直到某些事情发生。”
我在本书第一版的结语里对毛泽东这样写道:“现在广为周知的是，他那些同样为中国革命做了很多事情的同燎们的很多荣誉都被加在他的头上。他在对人民的判断上是专断的。他以政策上的迂回浪费中国大众的热情。在20世纪70年代他脱离了大众的看法而过多地依赖他的亲戚和善于迎合的官员。”当我写下这些话时，这些错误中还没有一个被正式地承认。代之的是，“四人帮”很快受审并因为这些政治错误被判有罪。闪
诚如于光远所言，到1981年6月时“某些事情发生了”，共产党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他不再被当成一个神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进行的肯定和批评恰巧和西方汉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吻合:毛泽东的最伟大的业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作出的;他领导抗日战争和与蒋介石斗争的本领远在他领导经济建设的本领之上;在晚年他抓住历史机遇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个人主观和乌托邦主义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5]
经过提前的通盘考虑，邓小平宣称:“文化大革命”不像此前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在1969年的“九大”结束的而是以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告终的!通过这个技巧有效地把“文化大革命’‘重新定义为“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借此他为自己和506Mao毛泽东的政策分野奠定了基拙。
毛泽东主义并没有完全被邓小平主义所取代—并不明显地存在一种名为邓小平主义的哲学—但大部分毛泽东曾经支持的都被取消了。思想观念淡化，专家意见和技术被重新重视，经济活动自身的正当性得到肯定，西方的产品和观念受到欢迎(一直是为了建设中国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变成了一个对过去集体健忘的10年。年轻的作家兼商人武真周(音)注意到邓小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敞开大门加速了这种健忘。“外国人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直接说三道四，’，他写道，“但是外国人优越的产品和高水平的生活把共产党给我们培养的自大戳了个窟窿。”
接着武提到了毛泽东时代:“记得我们是在像‘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这样的口号下长大的。我们真的开始相信向我们散播的台湾太穷了、他们不得不吃香蕉皮的传言。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富裕的而中国是贫穷的……在金钱的统治下，未来的脊梁和大部分中国人都想不去提那些陈年往事……面对着外国的优越性，为什么认真地剖析‘文化大革命’反而让中国觉得更坏?11
[61个人主义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妞龄之处。
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显出了势头。
后记507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时毛泽东重新研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80年代始终未辍。由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制有所放松，因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
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幕的传统案臼;在传统的历史编慕中几乎没有关于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具体体观—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www.google.cn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谷歌搜上海木头，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谷歌搜：wewillfreetibet,谷歌搜：大陆的长程思维控制；谷歌搜：woody20000@gmail.com)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
11 U-桥，”他说，“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1[71
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1953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al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深;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
这些20世纪80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匀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员们时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1988年这些著述引发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年12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95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1971年春508Mao到毛泽东去世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点。
《毛泽东传》激起千层浪
在中国，我的《毛泽东传》被视为毛泽东复兴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首发并译成其他6种语言出版后的8年里，中国的出版业就没涉及过毛泽东。当1981年一个中国出版业代表团来到纽约时我的出版商把这本书给他们看，这些中国代表们小心冀翼地翻着，就好像在那和华见证会上捧着一瓶威士忌一样。但是到了7年后的1988年，一家出版社发现人们对毛泽东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甘愿枪先出版一个中译本且几乎未经删节。
就在1989年春政治风波日益高涨的时候，我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接待来访的译者刘路新。他带来一本我的《毛泽东传》和一则关于这本一个月以前才发行的书销量超过5
000册的新闻。
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研究它在势头渐强的“毛泽东热”中的角色的文章在整个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191为什么这些现在时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平民如此渴望阅读有关毛泽东本人的东西?此前毛泽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人们新的兴趣点在于他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泽东传》的读者们告诉刘路新和我，他们兴奋地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以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性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
在1989年年初，人们通过把毛泽东的儿子和当时共产党某负责人的儿子相比来扦击时政，前者在朝鲜战争“前线”栖牲，而贪婪的后者则靠卖彩色电视机大获其利。poi一个在合资企业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对我说了一句影射到毛泽东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控制局面，我们也需要从权力的幕后走出来面对人民的领袖。”
后记509 1989年之后，不仅历史和文学领域对毛泽东的兴趣持续不衰，一年之内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出现了。，大街上和商店里又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他在流行艺术中重新现身。对毛泽东普遍的兴趣是当时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得以延续的事情之一。
中文版《毛泽东传》捷报频传。在全中国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有如潮涌，各地关于这本书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干部在给出版者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写这本书的话，结果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对毛泽东有太多的热情，要么是过分攻击他。但是我为作者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感到惊讶。”一个来自安徽的百万富翁看完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我挣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怀念毛泽东。”一个曾经是天津的某工厂管理者的人感激地说:“读了您的《毛泽东传》后，我决定放弃我的令人羡慕的、地位很高的职位，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这些评价共同认为这本外国人写的书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和人性化的，而这是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一直以来所缺少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我们领导人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本外国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促进”;“我所希望的是现在能有中国作家会写毛泽东”。[川
这本书并非没有招致批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相对坦率的评论、赞扬和这本书巨大的销量。[121本书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警告对这本书进行盗版的不法分子们停止其行为，同时向读者承诺他们正在着手出版的修仃版不久即将上市。[131最后，到1998年年初的时候，这本书在中国卖了120多万册，高出该出版社近年以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销量。
在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北京青年报》在100个人当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来源。令人吃惊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高校学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最为推崇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这家报纸报道说，“读者们觉得特里尔的书‘准确’、‘引人注目’并且‘最为出色”'[14'0
9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510Mao毛泽东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各个省份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如潮水一般，在顶峰时仅仅1993年就有100多种。[15]被迷信化的毛泽东
通过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毛泽东带走了中国的过去。[’“]有人充满钦佩地总结说:“他是破坏之王:挥舞着铁铲即刻埋葬了旧中国。;[17]这样的文化破坏也使得毛泽东自己的统治丧失了能够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下去。无法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泽东被拔高到迷信的领域;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个人。
“毛泽东热”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在1990年的南中国渐成气候。毛泽东的像章和照片或被戴着或悬挂在商店或者家里的墙上作为吉祥的象征。在1989年，印刷了370
000帧毛泽东标准画像以供公开出售，第二年这一数目上升至230万，在1991年则达到了5000万。[1s]在私营商店可以见到夜光的毛泽东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挥一下手的闹钟。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的寺庙。[19]0
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说这样一个故事:1990年在广东发生了一次8辆汽车相撞的事故，8个司机中7个人受伤了，只有在档风玻璃上贴了毛泽东像的那个司机安然无恙。整个90年代在汽车的方向盘或窗户上悬挂、粘贴毛泽东像作为护身符的普遍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20]
民间把毛泽东演绎成了一个能够带来吉祥的神，书籍里所展现的毛泽东则又是另一番景况。二者的中间地带被流行音乐占领了，毛泽东的话和形象被编了进去。在90年代初，卡拉OK俱乐部里挤满了享受毛泽东颂歌乐趣的年轻人。有一盘名叫《红太阳》(“文化大革命”时时毛泽东的称呼)的流行音乐磁带，它的歌词是根据毛泽东的口号和理想编写的。这盘磁带在1991-1992年间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卖了600万盘。时于许多人来说这种音乐适合他们想远离公众生活的心情;他们能忽略毛泽东主义的歌
后记511词而单单是欣赏音乐的节奏。这一盘磁带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官司多了起来，兜售关于毛泽东生活的同一奇闻的作者们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新的毛泽东主义几乎无法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大麻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那狂热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1992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洲。在流行音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施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的意识。
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1991年长江流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泽东研究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21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1992年有120万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间总共1400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径，但还是深孚众望。
毛泽东的未来进入21世纪512
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的故事中扮演
Mao: A Biography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
但在那一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10年以后，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去。
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制秩序、英雄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
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莫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基拙时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儿李钠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的一篇社论的基拙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钠在院子里所唱的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
后记513*施拉姆有时通过“情感的”和“理智的”二分法来解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离、“在情感的层面，如果不是在理智的层面，农民就会仍然是他的革命构想的中心1'
(Road,z, p.Xiviii)在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关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一观念的忽略的问题，施拉姆说毛泽东“未必一定排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公理，但是显然这在他的头脑里不是最重要的〔、”(Howl,z,
p.li )这些解释策略有着严重的倾向性「1同样可能根本不参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看毛泽东关于农民和革命的思想、那么一个人可能会简单地掷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被剥削的平民主义革命之间的一些‘相似性”—为毛泽东创造一个极为不同的哲学侧面〔，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的原则的背离不是由马克思主义中一些神秘的含义构成的，而是由意志的名义排斥过程，阶级斗争的道德化，取消阶级作为客观的类别构成的、示意下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1221在1950年毛泽东就对共产主义时代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始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同样，一个将来的中国领袖也会认为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仍是短暂的。
沃马克相信毛泽东的思想会在中国的政治中保持一种重要的、有创造力的影响。123)
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声望会提高，这一展望是有说服力的:邓小平时代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而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们就不会感到需要标榜与毛泽东的不同。只要有人在政治上需要毛泽东，就不可能历史地评价毛泽东，也不可能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纪念馆，作家巴金在这一点上的寻求是徒劳，虽然任何一个自尊的现代国家都会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参照时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观念有多少来自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有多少来自中国传统的争论范围[zal，将会由于毛泽东越来越多的“成就”被证明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出现新的形式。长期以来考察毛泽东的框架是他创造了共产主义中国。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视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于是争辩进一步上升到他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苏联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有多大的不同。’（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上海木头
live,搜：脑控，百度搜：woody20000@gmail.com, 百度baidu搜：吕秀莲小姐， http://77tuan.btnews.com.cn/GuestBook.asp）
毛泽东回到了19世纪的改革者康有为提出的“大同”思想，希望他自己那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会结出“大同”的种子，这是不能实现的。同样可以设想一个未来的中国领袖会因为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是非中国的而付之进行排斥，并且把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和来自中国悠久过去的社会公正思想组合在一起。
沃马克正确地指出把毛泽东一分为二，一半是“成功的革命者”一半是“损失惨重的左派”是有问题的。有人会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许多贡献是与马克思主义潮流及其主要时代堡垒苏联杭争:关注农民、借助于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框架、转向西方。
在对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分析时，沃马克提出了一个具有震撼效果的二元论:一方面514Mao决议是时毛泽东苛刻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决议也“暗示了如果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分析的话，对毛泽东作为一个个人就不会那么苛刻，虽然至少毛泽东个人和左倾路线要均分其咎。;
[257在理论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统一者的声望有一天会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分开来。毛泽东将被看作是一位造反者、一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一位像他之前的孙中山那样来到北方推翻政府的反叛者。一个世界化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的新领袖会指出毛泽东自“五四”时期第一次待在北京起就不喜欢北京，1949年掌权以后他会尽可能多地离开这个“北方的首都”。有人会说他的天性就适合做一个在南方造反的农民，而不适合做一个北方的马克思主义官燎。
当然，概莫能外的是，对于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所有重写都会有歪曲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早就预见了这一过程:“我的话肯定会被给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可避免的。看看儒家思想、佛教、基督教—所有这些思想的伟大学校都被分解成一个个派系，每一个都对最初的真理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成长或变化_停滞会出现.原始的经典会死亡。”后记515注释注释中的缩略语AJC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later, China Journal)BJR
Beijing Review(formerly Peking Review)CB Current Background
(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Ch'en Jerome Ch'en,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IS China Information Service (New
York office of Taipei government)CJ China JournalCLG Chinese
Law and GauernmentCQ China Quarterly (London)FE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Goncharov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AS Issues arid Studies (Taipei)JPRS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KR
Khrushchev Remembers (1970)KR(L T)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1974)Li Jui Li Jui [Li Rui],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犷Comrade Mao
7,edongLT London TimesLZS Li Zhisui,The Private 1,必of Chairman
MaoMao Ji Mao Zedong ji, 10 vols., in Chinese (Tokyo)MC Modern
ChinaMicmhucu Mianhuai Mao Zedong, 2 vols.NCNA New China News
Agency (Beijing)NYT New York TimesPD People's Daily (Renmin
ribao)PKR(BJR) Peking Review (Beijing Review)Poems Mao Zedong
Poems (Beijing, 1976)RF Red Flag (Hongqi)516Mao: A Biography译者附言
在新的世纪重译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撰写、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增订版《毛泽东传》，似有如见故人之感。1990年春，我曾校译过这部书(当时是受河北人民出版社之托)的初版(译自1980年英文版)，对其内容已较熟悉。新版除了新撰有后记外，还有内容方面的增删修改。这种增删修改多见于记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部分。尽管有一些修改，但新版并没有改变作者“对毛泽东的整体图像”。
从整体来看，《毛泽东传》更多地是从思想、政治角度来记述毛泽东的一生。在1980年英文版中，这种注重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和政治活动的特点显得尤其突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国外毛泽东学的气候影响，作者似乎更注重进行精神分析，更留心个人生活方式。这本来无可厚非。例如，作者在以前的三个版本中，都曾用“虎气”、“猴气”来揭示毛泽东的个性，并且作者的这种理念贯穿全书始终。尽管这一理念中隐藏了作者的极大误解①，但并没有太妨碍作者以西式画笔来展示自己脑海中“想象的毛泽东”。不过，在新版中作者引用的少量材料未经严格考证而显得有些不实。对于这些不实文字，这个新译①‘虎气”、“猴气”之说源出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在那封信中，毛泽东的自嘲“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与他所引证的阮籍的(贬讽刘邦)“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语义上是同构的。毛泽东意在说明当中国没有像马克思、列宁那样的伟大革命家时，他才有机会显露才华，因而他不是什么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提及的“猴”是比喻投身中国革命的“造反者”，有积极意义。同时，毛泽东所自鉴的自己身上“虎气”为主、“猴气”为次，是说马列主义意识为主，非马列主义的东西为次，并不包含其他意义。到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强调的是“虎气”，而“猴气”是要被改造掉的东西。特里尔未能正确理解毛泽东致江青信中关于“虎”与“猴”、“虎气”与“猴气”的含义，并在书中对之作了艺术加工，如用“猛虎”与“狡猴”来揭示毛泽东的个性，并且还把“虎”与“猴”分解为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及妨碍这种进步的两种精神人格，这显然是不对的。遗憾的是，国内一些没有深人研究过毛泽东的人十更是对“虎气”、“猴气”作任意发挥。
554Mao: A Biography本作了必要的删节。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特里尔的新版《毛泽东传》仍不失为海外相关作品中较好的一部传记，该书不仅思想性强，且文笔优美，叙事生动，颇能打动人。也正因为该书有这些优点，它的中文版能在中国长销不衰。至于该书的缺点，则需要中文读者以研究的眼光去对待之。作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业研究者，在此我要向中文读者奉献些许建议:
(一)宜把《毛泽东传》当作海外“毛泽东学”的著作精品来阅读、来欣赏，并在阅读和欣赏的同时反思海外的毛泽东研究水平，借以观照国内的毛泽东研究。
(二)《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是一位较严肃的学者，他作传时引证的史料基本上是真实的，也是经过精心处理的，因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尽管如此，请中国读者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历史教科书来读，它毕竟出之于异域人士之手。本书尽管视角独特，且不乏精彩之笔，但作者对史料的掌握有一定限度，故书中的小错难免，还请读者自鉴为好。为了对不大熟悉毛泽东的青年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译者特地对《毛泽东传》增加了译注。加注的原则是:凡步及毛泽东本人及其亲属者，凡涉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者，有误必注。不属此范围的错误，则只适当注释。
(三)《毛泽东传》是一本政治传记，但请读者不要把它当作政治教科书来读，要考虑到作者不同的社会立场。作者在书中显现出的某些有争议或欠妥当甚至不正确的观点，还望读者以评析的眼光对待。
(四)《毛泽东传》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正因为此，请读者不要把《毛泽东传》当作经典来引用。书中毛泽东及其他人的话，尽管经过译者多方核对，但有些出处仍难统一和明确，读者若要引用，最好引用中文原著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一类。总之，读者在读新版《毛泽东传》时，仍然需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有自己的眼光。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我和郑玉臣先生的信赖，亦感谢“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主编，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译者附言555室石仲泉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系萧延中先生的认真负责。同时，我还要感谢郑玉臣先生的合作，他认真地翻译了本书的第一、二章和后记部分。此外，我还要感谢特里尔博士对新版《毛泽东传》中译本的关心。尽管新译本在2003年已大体完成，却在出版过程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不过，我相信中国读者很快会喜欢这个新的译本。
胡为雄2005年8月30日于北京昆明湖畔大有庄556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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