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以后，莫斯科用无线电传来指示，告诉中共撤离江西。
毛泽东带了每人都备有的三天干粮，还带了一匹马，—这是与国民党作战的战利品，外加一把雨伞和一捆书。
毛泽东没有带那个在同事们眼里已成为他的标志的破旧公文包，这小包里通常装有文件和地图。这是奇怪的。周围的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带包是消沉的信号。如果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掌握大权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包带在身边。(42]
★第六章未来在握(1935一 1936)
如果说未来趋向开始有利于毛泽东，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_L，毛泽东在党内的对手在远航起初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像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蛇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
对毛泽东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领袖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可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后来证明，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这些人中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泽东的失势使他也受到指责。1934年在毛泽东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口子里，他仍然与毛泽东站在一起。
没过5个月，毛泽覃就死于敌人的魔掌(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是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泽东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年幼孩子。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泽东把两个踌珊学步的孩子放在一位不知姓名的农民家里照料，自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孩子。‘
贺子珍是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夫人中的一位。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实际上这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及毛泽东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时[(}l，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21。后来，毛泽东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3I
长征的每一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关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上述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党内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至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总共有三万军队—第一方面军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介石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制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与湘西北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介石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人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壮起胆来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制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又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应合理地加以利用;没有注意当地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负载过重。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只能摇摇晃晃地行走。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了根本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埃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一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硬是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地图(一个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的年轻瑞士传教士被捕，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0})
o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泽东和朱德在近10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见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才2b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泽东成了老人。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十一二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一般宣传员。傅连障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精简了的运输小分队夜间行军，这就不会轻易暴露目标。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带有毛泽东的风格。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两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以暴露自己，看上去好像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人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具有浓厚的毛泽东主义色彩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像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牛。 }5}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似已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20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红军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由此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部队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o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10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所有情报，还得到了他们的军服。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倒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晚，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方言，甚至堂而皇之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便已入城，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毛泽东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12天来，毛泽东在遍是园林宫殿的美丽城市里，在柔软的床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出来，红军现已做好了人川的准备。
毛泽东在遵义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召开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泽东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派中最有名望的。
毛泽东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战绩。不过，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消除对毛泽东的疑虑。
博古开始在会上作报告，接着是周恩来作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批评最近的军事路线，而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极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仁6〕周恩来对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还让出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泽东任军委的指挥。
周恩来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泽东重新获得的权力其实质是在军事。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人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汾月睑俘︸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和艰险。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1}天改变了长征面貌，使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转变成为着民族和革命双重目的的政治宣传。
这也使中国革命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变得明朗了。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一位并不敬畏苏联的人来领导。这绝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依然景仰十月革命。30年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7]。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此外，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部的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煮的军队会合，在这一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泽东显得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泽东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灰军装。 毛泽东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他患过两次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致连马都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是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泽东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f8)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
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渐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9]
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泽东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
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脾气急躁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落日的余晖使天际变成了红毯子，毛泽东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橘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巨龙。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像是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泽东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
“离天三尺三”;他视飞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看来是“原
驰蜡象”。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发现了真正的自己。纵有千难万险，纵有地理生疏的挑战，纵有死亡的威胁，纵有党内的派系斗争，纵有红军多次遭全军覆灭之险，但10个月6
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孤身独处却总是命系集体。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在10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当时贴近毛泽东的服务人员撰写的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泽东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毛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毛泽民当时负责照管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泽东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20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
yob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泽东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愕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川
毛泽东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11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以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泽东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泽东甚至面对群山大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妆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yz} 毛泽东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裹土地上，他看到了约在20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山峦庙宇。
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毛泽东最逼真的形象应当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比毛泽东预料还要难以敲碎的更硬的坚果。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煮放弃了在川北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泽东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国熹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介石能够把毛泽东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艰难行军中，精疲力竭的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排列的100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20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较为老练，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洗脚水”点滴不剩。
只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介石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迂回向西进占云南(云之南)。毛泽东佯攻贵州省会，蒋介石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对待发制敌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红军付诸行动，1935年4月，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进人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泽东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
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野间遍是鲜花，更有纷飞的彩蝶。但是他必须忍受在炎热的气候中进军。蒋介石像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飞抵昆明，带着随时可供调遣的新装备起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泽东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有了渡过长江的良机。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其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介石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崖，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泽东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拼力架起竹桥时，毛泽东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比起毛泽东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来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稽征队的先遣部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将他们全部缴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9天的时间里，b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人四川。
红军进人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在生活方式上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泽东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
的僳儡们(彝族的一个部落} 03}也是如此，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
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泽东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
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充分平等
的一员。 不过，毛泽东也从部落之间的纷争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o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毛泽东识别出催健有“白健保”和“黑健健”之分，二者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相互仇视。他偏向黑健健这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像并不是所有的健健都是坏的一样。他建议黑保健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泽东的一位将军[14]与当地的一位首领献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儡催的女王[15]，并保证给她200支枪和1
000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过她的领地。
如果说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话，至少它是管用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有几百名健健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在整个军事经历中最惊心动魄。蒋介石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在此遭到失败，伟大的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9世纪60年代亦丧生在这条河边。
对这两个故事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对这两次起义运动都很仰慕。
蒋介石已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泽东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斩首)。
大渡河水急浪高，一般难以航行，甚至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而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大渡河上的沪定铁索桥。
沪定桥像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空，它由13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200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一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几根光秃秃的令人生畏的铁链。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24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80英里路程到达沪定桥。
一支先遣队的殊死任务，就是像猴子那样从一根铁链跳到另一根铁链。他们用绳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如果不被打死的话，他们就会通过有木板的另一半铁桥，接近并强攻国民党的桥头堡。当然，很多人中弹掉人激流之中，第一批的22人只有5人到达了可以朝敌群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物质。其他人尾随这5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泽东的战士像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的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得稀落了—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皇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的任务是与张国煮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自然条件和少
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泽东
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所在。
海拔高度很高的大雪山气候变化异常，刚到下午天色就暗了
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棵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
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16 000英尺的高山上，数百名衣山。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
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心怀杀机，从山上滚下巨石以示他们对红军人侵的不满。
毛泽东努力用吟诵诗词和宣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的战士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煮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泽东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15]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毛泽东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障、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及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泽东把患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之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毛泽东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事实上也是，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的人事关系趋于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了病。[17]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 }},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18]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不断，贯穿他的生活。
一天，一块不像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河上游40里处有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泽东则不然。因为他正要面临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泽东已有8年没有见到张国煮了，不过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像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国煮去过莫斯科并认识苏联人。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彼此间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
张国煮这位地主的儿子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此时毛泽东则
在北大校园的边缘焦急地徘徊。在毛泽东置身于农村运动后很
久，张国熹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国煮认为毛泽东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197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抱怨张国煮不相信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国煮“逃离”根据地曾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的眼中，张国熹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川西的一条路边，旗帜、标语遍布，演讲台搭建起来。毛泽东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国煮的到来。一支有30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从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国煮的军队(5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4.5万人)多。[}o〕张国熹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较好，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隐蔽式的生活好像是在度假。
当张国煮走近前来的时候，毛泽东有些不自然地笑着对身边的人小声说:“不要羡慕那些马。”[217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有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国煮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泽东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煮在他的30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像一位演员出台。朱德和毛泽东急忙迎上前去，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23j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和张国煮彼此间对对方及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泽东、张国煮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进餐。作为失意者，张国煮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
足智多谋的毛泽东的闲谈碎语使笨拙的张国煮烦躁不安。毛泽东自己喜欢吃辣椒，他的话题便是，爱吃辣椒才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张国煮可能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泽东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它不是没有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来被忽略的问题终于出现了: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泽东和张国熹各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泽东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国.'则愿意留在西部(他对这里已较熟悉)积蓄更大力量。
g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泽东显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张国煮统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部队分别向北进发。
这一决议在执行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转折。局势的紧张使张国煮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于是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泽东则率领部队从川西骤然向北，似乎担心张国熹的部队会从后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像他一生中许多关键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泽东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归不能与张国煮抗衡。fuel
朱德这时随张国.,'一起向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分裂造成了多么大的创伤。毛泽东对这一转折事件的发生肯定感到难过。他后来称朱德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国熹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泽东以军事天才自居。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德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而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专横工作方法的一种报复。
但是，朱德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定随张国煮向西是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火并。
无论如何，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煮一起到达毛泽东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国煮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这一出戏是毛泽东故意安排的，不过似乎又不像。毛泽东在从毛儿盖继续北上的艰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四川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陷人的沼泽、饥饿、当地居民(藏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泽东丧失了上千名战士。藏族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红军，就活活煮死谁。fuel
这些长征者为求得食物不得不开杀戒(不然他们只得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
f277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样做了。
毛泽东的奇妙话语或许是尖刻的嘲讽，S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措施，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泽东的做法有关。
长征还未完全结束。毛泽东的部队在越过六盘山后到达陕西，它正好在长城的南面。这一地区已有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小部队，徐海东欢迎了这些形容枯稿的幸存者。’毛泽东走向前去，下、一入卜﹄七t平静地问道:“你是海东同志吗?”〔28]他果然就是。艰难、壮烈的长征就此结束。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泽东跨越了24条江河，翻过了18座高山。等他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仅十中存一。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只说了句:“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泽东“造就”为一个将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玉只凌甲记，一石刁吴长是种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29]，而且直到1935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洲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运动，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2亿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泽东坚称，夜晚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长征者都像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理想主义者没有别的道路可供选择。运气也是一个因素，滇、贵军阀如果集中力量作战，本可以将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泽东的魄力和手腕。
在领导长征中，毛泽东在政治上天才的一着，体现在他认为共产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泽东主义”的所有成分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它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塑造成压根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千百万中国人眼中的爱国者。
毛泽东就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念公式化是以后的事情，当时毛泽东对之有时间作透彻思考。
现在，毛泽东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这使他能够做2$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一位敬仰毛泽东的人是邓小平，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位四Jil人曾在法国和苏联工作和学习过。
他将完全成为毛泽东的股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毛泽东所赏识并愿他作为其外围的一部分。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36年初，当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在瓦窑堡拜访毛泽东时，政治局已于1935年12月在那里召开了会议，撤销了去甘肃执行任务的指示。谈到这一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邓小平说他在法国工厂做工。毛泽东对这两位副手}o多年前赴欧勤工俭学的情景很感兴趣，便说道:“据说法国人很漂亮，是不是?”绅士般的周恩来张口结舌。邓小平则答道:“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毛泽东和邓小平大笑。周恩来也咧嘴一笑。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泽东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sl]
“苍龙”是东方七宿的名称，在毛泽东的词中系指日本。[32]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确实是以后to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长征的结束只是这一任务的发端。★第七章抗日(1936一
1945 )
在西北，毛泽东有了发展的机会。他有自己的准则，“延安道路”不久就成了一个含义无穷的用语。
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是一个苦难深重、愚昧不开、没有希望的地方。
农夫们穿着蓝色粗纺棉布衣，头上裹着条毛巾。他们的饮食与南方大不相同。很多人不知道北京在哪里，也不知道日本人是谁。
在1928-w-1929年的大饥荒中，陕西至少饿死了300万人。
毛泽东有时会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一个6岁以下的小孩。
有人告诉埃德加?斯诺，他看到农民在拆房子，卖了以后交纳赋税。还有人则说他亲眼看见一头猪的转卖得交6种不同的税。[l1
在南方时，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毛泽东的怒火，但帝国主义这时还没有渗透到西北。毛泽东发现延安一个西方的“剥削者”都没有。另一方面，陕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北部的战略要冲，这是这片黄土地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活动中心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的抗日行动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并在这种民族斗争中发展共产党的势力。
因为共产党顽强抗日，红军在其后的3年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正因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赢得了胜利，在没有他时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这样成功。正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他的“延安道路”的反对意见，所以他要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块纤维布上熨平任何非毛泽东主义的皱褶。
总部开始设在保安。后于1937年1月迁到一个较大、较安全的城市延安。毛泽东的延安实际上是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的训练中心。
延安有着3 000年之久的历史。在1938-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将它炸成废墟之前，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依偎在黄土山的怀抱中。当建筑物倒塌以后，窑洞成倍增多了。
窑洞实际上不是别的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整理而就的平面。
，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地面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在黄土山腹中
毛泽东在陕西这个前哨基地的10年中就住在四孔这样的窑洞里。他比较了解这些房子的优劣。他把三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中的一间辟出作为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2]以及几乎没有原版外文书[[3]的书架。
他的一丁点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澡盆了。他总是用一张南方式样的床，四根杆子上挂上一顶蚊帐。他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在保安时他曾尝试着睡过。
日本人的轰炸把毛泽东从他的第一处窑洞里赶了出来。他之所以放弃第二处窑洞，是因为附近正在建造一个礼堂，上午丁丁当当的敲打声常常把这位习惯迟起迟睡的人从他的半夜中吵醒。
他住的第三孔窑洞在枣园，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也是在这片宁静的树林中。随着战争的加剧，毛泽东希望离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更近一些，于是他再一次搬家。
每一孔窑洞的前面都有一块平地，有一把安乐椅和几个石凳，毛泽东通常还有自己的小片菜地。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改善。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成为过去，特别是1939年以后不时地有飞机来轰炸，要是在10年以前他可能会再次站到战斗前线。
到中国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得懂当地老乡讲的话。毛泽东在那里听到过上百种发音急促而不清的方言，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会讲中国官话的人。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
毛泽东把热心关照他的警卫员送进了学校，他对陈昌奉说:“你已经跟着我六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陈昌奉说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泪水便流到他给毛泽东端送的洗脸水里。川
毛泽东不再需要贴身警卫和随从，他有大量的公职人员。
在延安，他不会再去同一名没受过教育的青年在深夜闲聊哲学了。不久，他有了新妻子，许多的来访者，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
如果说陈昌奉的掉泪是因为他不愿脱离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那么他去上学时毛泽东送给他本子和铅笔则总括了他们俩不同于以前的往后日常生活。
日本和俄国在毛泽东的视阂里再次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俄国时只知道它是中国的掠夺者，是一个长期陷于专制统治的国家。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在他看来是世界的希望。然而，毛泽东开始忽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建议。他的权力上升是作为中国大地的儿子战胜亲苏的28个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日本给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英雄的国度。1905年战争表明日本已称雄亚洲，也显示俄国力量开始衰弱。即使在日本开始对贫弱的中国长期施以侵暴以后，毛泽东仍相信中日有发展成为兄弟关系的潜在可能。然而到了30年代末，毛泽东成了抗日的强有力的号召者。这似乎成了他衡量一切的尺度。
毛泽东的抗日思想实际上并不深刻，只不过是对中国将可能死中求生的预测0 30年代末，在毛泽东看来是日本而不是俄国可能会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
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相比之下，莫斯科曾公开宣布要给中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只是结果。在20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泽东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1936年间，毛泽东显然已意在恢复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妻子、弟弟、继妹和他的近乎半数的亲密朋友的集团实行联合!像一对昆虫一样相互厮杀十儿年的两军将要再度合作!
毛泽东之所以改变态度希望与蒋介石采取共同的行动有儿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对祖国深挚的爱。长征期间他就渴望国家的统一，1936年初所填写的一首普罗米修斯式的词表达了这一点。
这首词用了一个质朴的题目《雪》，但内容并不谦朴。不过，如果说词句豪迈奔放的话，那么它不仅代表了毛泽东本人，同时也代表一了中国。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烧。
毛泽东从自然的壮丽转向志向的壮美。他提到中国古代四位受人敬重的皇帝，还有征服过中国的蒙古无敌英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5]
这些词句浸透了毛泽东对个人使命的领悟。昔日英雄都已成过去，在新的战争年代他们不可能再成为东升的旭日。唯有毛泽东能负托起管理中国多娇江山的使命吗?’
然而，《雪》是一首地道的民族主义的诗词，是中国壮丽的山河使毛泽东产生了如此坚强的信念:现在的中国比4 000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辉煌灿烂。
毛泽东是在努力团结所有的人以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写下这首词的。他的英雄主义之梦是在把中国作为最高事业的时候，是在中国自成吉思汗以来所面临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时刻产生的。
毛泽东脑海中呈现的英雄并没有包括列宁、乔治?华盛顿或任何一位西方人物。这些英雄都是东方人，而且都已谢世。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了。
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他从未犯过这类错误。1936年间，毛泽东每次给国民党发去电报的时候，都睁大另一只眼睛密切地注视着全国人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他的双重任务是既使蒋介石丢脸，又能团结人民大众。
毛泽东对新的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吗?他当然不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共享未来，他也不相信随着战争的持续国共两党会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政府。
但是毛泽东确实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站到一起。因为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抗日斗争。只要掠夺者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就不会对双方造成决定性的破坏。
毛泽东在保安时与斯诺谈话中，有一种消饵敌意的坦诚:“如果我们的国家被人掠占了，也就无从谈起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6〕
在与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共产党……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我们后代子孙的命运。，，，7:
蒋介石也企求作个爱国者，然而其政治嫡宗使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民族主义。他的国民党没有扎根于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中。好像为了弥补这一点，蒋在寻找外国人做靠山。最后，蒋介石则完全背弃中国，以自怜的形象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但是，山姆大叔对中国局势鞭长莫及，也无力挽救蒋介石。
毛泽东在精明地打抗日这张牌，他也十分幸运。正当他对自己的反蒋策略感到信心不足时，日本人发起了进攻。可是，如若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抗战触动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哪一种因素或是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都不会起作用。
统一战线是一种以两手对两手的游戏。不过当时毛泽东的信念也是双重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学说都是治疗中国这位“病夫”的药。因此，重视治病的良药甚于病人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希望把他的这种商标的药加诸蒋介石的身上，并已准备为此而斗争。长征期间和40年代的内战都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这种对药物的选择是出于对病人的关爱。’
在1935--1936年间，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和被迫流浪者的态度，既体现了他的精明和爱国的双重特点，也促进了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民族复兴”。
他对哥老会这样说:线池作卜我。!过批是雨资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一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毛泽东在发给这一秘密会社的传单最后说:“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fsl理查德?尼克松未来的朋友确实无比的灵活机智。
就在毛泽东号召组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蒋介石的一次谈话说明他已经失败了一半。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筹划第六次“剿匪”，这位总司令在一次讲话中傲慢地说:“现在，不要谈论日本人的威胁，任何只谈抗日不谈剿共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共产党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9〕共产党人甚至比蒋介石所知道的还要近。两个月后，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蒋介石在西安成了毛泽东的囚徒。
1936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后果之一是蒋介石手下的军官出现了骚动。张学良是著名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对张学良来说，到1936年秋，蒋介石的反共和动摇不定的抗日态度已让他忍无可忍。这位英俊而又感情丰富的将军是东北军的首领，他的军队抗日尤其积极，因为他们的家乡东北自1931年起就被日本人占领。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默契。1936年，张学良的3
000名士兵顺风转向，倒向红军一边。
12月的一天夜里，张学良包围了西安北郊的一座宫殿，蒋介石就下榻在这里。他开枪击毙了蒋介石的30名随从。
灵敏的总司令穿着睡衣、打着赤脚落荒而逃—假牙也丢掉了—翻墙而去，带着背上的伤跑到附近的小山上。张学良的一名军官发现他痛苦而暴怒地蜷缩在石缝里。
蒋介石厉声提醒这位将军说他是他们的总司令，这位军官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回答道:“你也成了我们的阶下囚了。;[10]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面临着微妙而棘手的选择。张学良的目的也是毛泽东的目的—推动全国抗战，但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有些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对蒋介石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泽东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以作为一名爱国者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并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做决定。}} [ 1 I]周恩来说(他赞成宽大处理)。
正当中共领导人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好像毛泽东见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谩骂。[12]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泽东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强有力武器—这表明，他绝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泽东仍然漠视斯大林的指示，并且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来强们川
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经过十儿轮会谈，“西安事变”结果以不可思议的妥协浮现出来。
蒋介石自由地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但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不过，作为回报，蒋介石放弃了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权威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这也是受“卢沟桥事变”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地侵略中国。1937年夏末，北京和天津相继陷落。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共产党的名称降格为它所属的抗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下。
毛泽东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金—每月5块钱。
蒋介石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只有以前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自身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像在西安事变时那样显示出他对蒋介石的优势。他目光远大，留给蒋介石的是权宜之计。他一直沉着稳定(看到斯大林的电报时除外)，而蒋介石则惊慌至极，像是缺乏教养。毛泽东不拘泥于形式，而蒋介石则努力抓住总司令的最后一点威风。
西安事变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绝没有把其内部纷争置诸脑后，遵义会议也没有使28个布尔什维克全军覆没。虽然没有人再企图推翻毛泽东—尽管有那么两个人沉迷于这样做—但是还会有来自各个派别的中伤。
在左派和右派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中，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一直喜欢居于中间位置。在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期间，他也就是站在这种位置上。他最反对的两种极端观点是“投降主义”和“关门主义”。
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反复无常的张国煮(他曾一度是“关门主义者”，以致成为毛泽东左翼的一个污点)，以及王明(他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的头子在莫斯科待了6年以后回国。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是亚洲的希望所在)。他们要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
毛泽东精明地把喜欢吃糖的孩子推到那门锁上插着钥匙的糖果店前—他不久就让王明担任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一方的负责人，长驻蒋介石的首都。
“关门主义”的倡导者引起毛泽东的反对，但他们中间谁也不像张国煮或王明那样公开表示与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相抗衡。这些狂热分子希望把蒋介石带进法庭甚至处死，他们排除一切与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否认这是一种斗争方式。
毛泽东对他们反感，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危机感。他认为他们是在机械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一直对托洛茨基持怀疑态度。
很多热情的左派分子之所以热衷于“关门主义”，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陕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给普通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他们担心与蒋介石的重新合作会冲淡共产党的社会工程。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表示拯救国家比土地改革更重要。
毛泽东对“关门主义”的痛恨甚于对“投降主义”的敌视。
实际上，直到1941年，毛泽东对重新与国民党联合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并非因为他从个人的角度相信蒋介石，而是因为他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心目中的地位。
毛泽东已经确信未来是属于他的。但蒋介石仍然认为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他二直没有把共产党的问题考虑得像毛泽东认︻产.奋﹂‘h石J工欠月卜件」勺J
.J工，洲午买石月石洲1，‘r、﹄卜吸.﹄‘J为的那样重要。
毛泽东的抗日方法是渐渐广为人知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把中国的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不是把战争限制在狭小的圈子之内，而是把这个任务放手交给人民。
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和朱德已经按照这条路走过。现在他们跨上了一个更辉煌的阶段。出任指挥的是何种德行的人才!要利用和引导如此众多的人的情感!人民战争确实如此，它不仅指全体人口中的一部分—像十几年前那样—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
在作为头号革命者的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人民”一词进人中国革命之中。
同国民党维系在一起并不是毛泽东独自的主意，莫斯科现在也通过王明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推动着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居于所有其他实行统一战线的有声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上。
置身于人民中间如鱼得水，共产党人的武装不久就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的人数达到40万。是年，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比1937年的4万人增加了5倍。
蒋介石不能与红色战士相匹敌，不能成为水中鱼。蒋介石对他们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控制，因为他们大多分散成千人左右的流动作战部队。’
战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当国民党被日本人的进攻不断赶向中国西部的时候，共产党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在毛泽东的华北根据地内已有5
000万人口。通过抗日，毛泽东将会击败蒋介石。
当红色战士言及解放时，普通中国人认为这是指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毛泽东这时已有自己的想法，即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苛捐杂税、高利贷、军阀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红色战士以自己的品行和他们作为贫苦农民军队的性质，将希望极大地寄托在即将到来的社会解放上。毛泽东把他的军队投人到与蒋介石一道分担的民族事业中，但这支军队的精神中蕴涵着革命的希望。
很多外国人吃惊地看到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八路军的弹药和给养是蒋介石提供的，但1939年以后蒋介石再没给过任何东西。除蒋介石的军队外，苏联人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中国军队以援助。八路军依靠敌人同时也依靠自己的智慧生存下去。
它的军人主要是由广大贫苦农民组成，这些农民有着固有的期待和确定的宿命论世界观。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看到一名痛苦异常的伤兵乞求药品，可是没有，她所能给予他的只有最后一片安眠药。输血根本不为人所知。服装供给是如此缺乏，以致士兵们要赤着双脚膛过结冰的小河。
史沫特莱跟随的一个连队，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小米随手可得，但是连队没有钱，而指挥员不许战士们不付钱就拿东西。
:在这个严酷的夜晚，指挥员开始给战士们讲毛泽东在古田会
议上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
中的有些内容就是不允许不付钱强行拿走当地群众的任何东西。
史沫特莱快昏沉麻木了，而这支饥饿的部队则哼着“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度过漫漫长夜。“他们的声音像一支管弦乐队，”她说。[t3]
所有这些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们焚烧日元，因为他们认
为只有中国的钱才是钱。他们第一次见到火车就像美国儿童第一
次见到剑龙。他们初到西安，就像孩子一样在牛肉饼摊前排队，
去轮着按电灯开关以观看灯泡在他们手指触下一闪一亮。
毛泽东这位不是军人的军人，深知军队是构成他们社会的一
部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强奸等于是侮辱自己战友的姊妹。由
中国受剥削者组成的八路军—并指引它为理想而斗争—毛泽
东运用人民战争为他的斗争服务。
l}路军的先遣队很快赢得了农民，他们像追打毒蛇一样打击
日本侵略者。儿童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被拯救出来，给他们吃
的，教他们念书，并给他们类似通讯员或卫生员的工作。他们自
然而然地成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
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
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画报上
毛泽东的脸庞显得十分清瘦。
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写出了很多东西，他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起枪杆子以来的最主要的军事思想。他写了((基础战术》，这成为干部的必读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他阐释人民战争意义的经典性著述。在《论持久战》中他从中国的角度对中日战争作了总体考察。(14]
他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泽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疼时就紧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仁15]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毛泽东那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积满书桌。不过毛泽东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其间，那些有才华的秘书开始编辑和校订毛泽东的手稿。
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里的炭火烧了一个洞，而他正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
编辑好的文章送发到刘少奇的窑洞及其他领导人那里去征求意见。 毛泽东的军事论文充满生气，具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本位主义特点和对左翼极端分子的本能敌视。
他坚持，在作出判断之前要有实际的调查研究，他嘲笑那些以偏概全而认识不到问题全貌的人。左翼分子总是想一步登天，他劝这些人要有耐心。
为了最大限度地突袭(弱者对抗强者的少有手段之一)，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的二元论:进攻与防御，运动战与阵地战，持久与速决，集中兵力与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提他首次在1927年使用的著名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并不是说军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泽东坚信没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军队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毛泽东在30年代就已认识到，在中国这种落后的条件下，共产党要想赢得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
即使毛泽东在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他眼睛总盯着超出枪杆子的东西。毛泽东是反战的勇士，然而他认为在他这个时代的中国战争是对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检验。
他揭示出了战争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做的，我们都是人，那我们还怕些什么呢?”【’6]
他善于把共产党军队的弱点转变成优点:“反对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战略，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作战。”
他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认为战争要有战略防御阶段:“一切正义的战争，战略防御不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还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加人战争。”
他高瞻远瞩且自尊自大:“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到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一部分。”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o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日军大举进攻，大片的中国领土将沦陷。毛泽东对这种损失并不惊慌。诱敌深人是有益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将犯错误，他们将被同仇敌汽的广大民众所包围。
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游击战。
在1937-1945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象的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泽东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外国人的传统。1}世纪时，即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阪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二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20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从院子里捡了一小块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晚上，斯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可毛泽东对此像是没有看见。
毛泽东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三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总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同样回访她—她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甚至教毛泽东跳舞。史沫特莱回忆说:“我转交给毛泽东一张纸条，希望他来聊聊天，他一会儿就到了，带着一包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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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斯坦因和史沫特莱这样的来访者，毛泽东精明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他;同时，通过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民也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埃德加?斯诺成功地扮演了这一双重角色。
在1936年夏及以后，在与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颇有才华的冒险家一起度过数百个小时以后，毛泽东破例与一位外国人建立了良好关系。为了在炎热的夏天作长时间聊天时更舒服些，毛泽东曾当着斯诺的面—还有林彪—脱去长裤。
在《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诺透露了许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故事。在30年代，毛泽东还没有机会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斯诺作品的中文译本有助于毛泽东在本国提高知名度。
毛泽东也通过与斯诺的交往逐步了解美国，这种了解的重要性几年之后便显示出来。
在30年代的延安窑洞里，他并不幻想一位外国人会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但是他相信外国人会理解他的日标_不妖_俄就不会告诉一位美国人他自己的生平经历—这在中共领导人中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中是不寻常的。
在斯诺与毛泽东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炒辣椒。当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权位不断上升时，他妻子的处境却在恶化。
三个孩子的出世使她从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人物变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贺子珍瘦小的身上还留有20块弹片，这是长征途经贵州时留下的纪念。她已变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扰。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吃晚饭。客人只有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还有吴丽丽’，一位漂亮的女演员。昊丽丽性格开朗，涂着口红，留着长发，在这种前共产主义的环境里仍“上海”味十足。
未待夜临，小筵便开，毛泽东与昊丽丽共酌，相依把盏。
然而，不是吴丽丽，而是另一位姿色稍差却更为钟情的女演员给毛泽东以新的感情波涛。[19]
一天，毛泽东在艺术学院作演讲。在听众里面，在给干部保留的单独一排座位后面屯离前面最近的地方有一位刚从上海来到延安、长着一双明亮眼睛的女子。她使劲地鼓掌，提一些很受人欢迎的问题，并在演讲结束后又私下里向毛泽东请教一些“理论问题”。
毛泽东并不是蓝苹所亲近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但自从在艺术学院的那次会面以后，她再也不需向其他人抛出彩球了。
蓝苹—这并不是她的原名也不是她最后一个名字—出身于贫苦家庭(在这方面，她不同于贺子珍，也不同于大多数中共著名人物)。她在一个经常用铁锹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的父亲手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她设法在上海的剧院里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同时也经历了有如瀑布一般激情的罗曼史。和很多来自东部城市的青年艺术家和学生一样，她听到西北的情况时很激动，她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延安新生活的挑战而去的。
她与毛泽东的相遇相识使人们想起1928年在井冈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团会议，这次会议使毛泽东摆脱了早期孤独的生活。但这两个女子表现自己的方式并不相似。
蓝苹相当漂亮，尽管缺少贺子珍的温柔贤惠。她有一双聪明的黑眼睛，而且她能老练地分配自己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从不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抛出而不取得更大的回报，在为个人获得名誉和权力的斗争中她会把网撒向更大的范围。
毛泽东轻快地走向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这虽然有困难。事情是在康生的协助下，康生是蓝苹的山东同乡，刚好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像是猫头鹰般的影子的康生是位艺术爱好者，,I}于耍弄诡计，总是作为毛泽东的黑暗一面不时起着关键作用。他是毛泽东的安全主管，总是巧妙地安排蓝苹与毛泽东接近的最初通路。蓝苹后来说，她攀附毛的“过程的每一步”都是随康生推动的。「浏
中央委员会就毛泽东与蓝苹的事情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位有野心欲求的女演员是何许人?有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难道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被迫给她让位?康生应蓝苹的行为习惯耍起手腕来。
毛泽东本人决意已成。他威胁说要“回到老家当农民去; }zt。党对此默认了，只提出一个条件:蓝苹只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不能参与政事。
这桩婚姻当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兴奋:毛泽东这位来自农村的男子，欣赏中国的传统，现致力于政治和战争。蓝苹这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员，无视中国古代经典，是一只在上海文化界的温室中飞来飞去的蝴蝶。
在个人生活发生危机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曾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
他忽然把话题从世界风云转到爱情上，他问阿格尼丝是否爱过男人，为什么爱?爱对她姗?维笑现，二改名‘d她很s，好短、〕”意味着什么?f22’然后，他背诵了一首写给他的牺牲于7年前的妻子杨开慧的诗。
这种个人表自对毛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毫无疑问，这表达了他内心的某些价值冲突(啊，可惜纯正的史沫特莱小姐不能进一步激发毛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车、绷带和纳粹主义上)。
与此同时，蓝苹似乎已经认定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手段。她为自己选好了一个更雄伟的新名字—江青，其意是“绿色的江”，不过，根据它的音还有第二个意思:“清澈的水”。“绿色的江”似乎更合适。这个女人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犹如猫一般冷艳这个短语所说:具有魔法般的魅力。‘
毛泽东最小的弟弟娶了贺子珍的妹妹做第二个妻子。毛泽覃第一次结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与杨开慧和毛泽建一起被捕。尽管毛泽覃的妻子后来被释放—国民党认为他与毛泽东相比是一条小鱼，因此他的妻子比杨开慧的结果要好—但是毛泽覃没有再和她联系。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他于1935年被杀害。}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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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贺怡作为家庭的影子在1937-1938年间重新露面，她再次结婚并来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对毛泽东“遗弃”贺子珍很恼火。这无助于事。贺怡的丈夫被派到华南工作，贺怡则被安置在延安。或许这是平息吵闹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对夫妇反对毛与江青的结合。
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韶山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后，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母亲在1930年被杀害后，党组织和外婆家设法把他们抚养大。可是，作为“共匪”的后代，他们过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们在上海卖报纸。有一阵，他们在一个破庙里栖身，并在庙外贴一张招牌:我们讲故事，一次一分钱。
奇怪的是，他们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杨运福和杨运寿，用的是他们母亲的姓。不过，假定毛泽东不在世或外婆没有收养他们，他们这样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产党地下组织与两个孩子取得了联系，他们乘船到达马赛后不久，康生就从马赛护送他们到莫斯科上学。后来他们回到延安，岸英与父亲一起生活，岸青因显露出精神病迹象而在一个农民家庭休养。fuel
在莫斯科，贺子珍的状况没什么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发现自己被送进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转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泽东再次见到她好像是10年以后的事。此外再也没有见过她。f}7
莫斯科没有利用过贺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苏联的出现，来批评毛泽东对待她的态度。
到了1939年，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毛泽东又一次不费力地处理了正式手续的问题。没有什么地方记录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的确切时间—江青说首先提出离婚的不是毛泽东，甚至也无法确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时间。然而，对于毛泽东后来的事业，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婚姻。f}}
毛泽东的新婚妻子的独断专行似乎从给新生女儿取的名字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李呐。李是江青本来的姓;呐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员的名字的谐音。’多少年中，江青总是过于自信。不过，在与毛泽东生活的最后时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941年下半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从莫斯科的学校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告知学习情况，毛泽东在1941年1月回信时说:“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刘★第八章圣人(193E一
1945)
在外表上，毛泽东此刻透露出足b多谋—对有些见过他的人来说可谓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举止老练深沉，目光和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有时，他注视着和他讲话的人，歪着头，好像是在掂量其话语的分量。他嘴上总是叼着香烟，喳噬有声地大口吸着。川
有些外国人在与毛泽东交谈后离去时，竟骇得想不起毛泽东刚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
毛泽东内心的刚毅掩藏在一些人称之为女人气的沉默寡言中。美国人克莱尔和威廉?班德曾说:“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外表上的女人气质。”E2)
与各类男人都有交情，有的还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印象:“一个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缓步向我们走来，高声向我们问好。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则女性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3]
“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4，史沫特莱有些抱怨地说。
按照史沫特莱的标准，在中共领导人中，她认为朱德朴实敦厚，古道热肠。但这位世界革命的圣母玛丽亚如果希望在与毛泽东的政治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会消失。“实际上，我对他的女性气质和阴郁情绪感到讨厌。一种本能的厌恶从我内心涌起……”
正如斯诺一开始就发现毛泽东是“奇异人物”[5}一样，史沫特莱不久就领悟到至关重要的一点:毛泽东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开的书。他正在逐步变成圣人，只有圣人才会神秘莫测且无拘无束。
在延安，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处在他事业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经脱离过去的战场，他统治了中国的部分地区。他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国的统治者。作为一位40多岁的人，他要随心所欲地做事。
毛泽东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复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银盆似的脸庞上闪烁，而是开始显出一种释迎牟尼式的稳重。
毛泽东的个性由诸种不可调和的色彩组成。尽管他领导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他还是喜欢长时间地独处，只是偶尔才与大家相处。他并不关心—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在其他场合是否会议论他。
处于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毛泽东处事泰然自若，独具风格，自成一体。
在这个团体中，军人只能留短发，毛泽东却任意留着音乐家般的头发。抽烟和起晚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可是毛泽东抽起烟来就像烟囱冒烟，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画一下，走起路来则拖沓着步子像个农夫。[6]
在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应该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但是，他有时却大发其火，甚至破口大骂，直到对方惭愧满面地离去。[7]
在党内人士的非议声中，毛泽东不理不睬地新娶了一个妖艳的女子为妻。毛泽东经常独处，但他的家庭却是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家庭中最热闹的。活泼的蓝苹以及儿子和侄儿在他书房里穿进穿出。
毛泽东在延安开始发福。他的年老的教师，来自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负责根据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则仍然那样清瘦。20年前，徐特立像毛泽东一样一直提倡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到了延安他仍坚持锻炼。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从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卜。fal
但是毛泽东不讲究什么养生之道，他的许多行为在徐特立看来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风格的延伸。
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根拐杖，他发现
自己足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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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准备写一本关于朱德生平的传记，她有些天真地问毛泽东对她的这一想法有何见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泽东对斯诺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问毛泽东，待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和到前线去写战争，对我来说哪一个更重要些。”毛泽东回答:“这场战争比已经过去的历史更重要。”很遗憾她未能录下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9l
毛泽东的王者之气日显。他感到中国的历史重负落在了他的肩上一这是拖函台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负感也变得更加强烈。
不可泛泛而论一位政治家身体的发福或工作中的放纵，而应看到这是一个已过不惑之年的圣人已具自觉意识。毛泽东并没有变得喜好奢华，却仍然保留着无所畏惧的性格特点。
进而，祟拜在他周围升起，毛泽东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他的题词手迹。两个超乎寻常的字眼与他联在一起:一个是1938年林彪(以及后来的其他人)所称的“天才”[10];另一个是1941年萧三(还有其他的人)所称的“我们的救星”r;>0
40年代中期拜访毛泽东时，不复有像斯诺和史沫特莱所熟知
的那种不拘礼节。得到被毛泽东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碌的工作人员让毛泽东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泽东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
毛泽东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一切主要国家中，战争领袖多少都被神化。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超过斯大林、丘吉尔或罗斯福。
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泽东的形象合乎逻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确实，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对资本主义盟国的一种姿态)提升了毛泽东的地位。对莫斯科来说，再没有一个像王明那样的中国人如此小视毛泽东了。
在延安这座小城，毛泽东的举止行踪足能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识他，老乡们常常看到“主席”走在灰尘飞扬的小巷里。这种环境中，个人崇拜不会走向极端以使其超出凡人的身份。这种崇拜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以致人们对之哭天抢地，即使他们对自己崇拜的神灵一无所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权威是职务上的，但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接触到的人。即使驱车外出，他也不避人耳目。他的“轿车”是一辆雪佛莱(Chevrolet
)，车上写着:“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救国联合会捐赠”。他常常是坐在前排，看上去像是司机的助手。毛泽东不停地写文章，不断地发表演讲。在这种小地方，他的指示可以直接告诉执行者而不需要中间环节。政治局每周有例会。
在延安以前的岁月中，毛泽东有丰富的思想观点，但没有多少权力。进人50年代，他拥有了权力，但这个地球上最大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只能听到这位导师的声音。而延安之所以令人激奋，是因为他在那里既教导着人们又统御着人们的行动。延安的岁月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黄金时代。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毛泽东文武双全。
他曾持枪跋涉于中国大地一年之久，这在中国的统治者中没有先例。他坐之于书房建构了自己的思想，几个大国的近代统治者中—戴高乐算是一个—都未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的行为并没有沾染中国军阀所具有的封建习气，比如坐轿子，朝孔，华丽住宅，在床上拥着小老婆接见来访者—山东一位军阀就是这样。
同时与}8个布尔什维克、蒋介石、民主同盟(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左翼第三势力)的领导者相比，毛泽东则显得更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他喜用毛笔写字，潜心于中国历史经典作品。
“我在他的住处没有见到过西装或正式的长袍。; }}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这位美国记者在1944年曾游历了中国西北。如斯言，毛泽东既不穿西装也不着长袍，他(和政府其他官员)穿的衣服与农民一样，宽大的裤子，对襟上衣。
标准的棉布服似乎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身份关系:没有阶级之分，也没有代际之别。延安精神肯定不是洋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没有先例。
某种新的东西在黄土群山中萌发。
延安是属于毛泽东的岁月。已经存在的稳定的政权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政体。萌发状态的“毛泽东主义”其各方面的特征都有所显露。
相比之下，在江西时期度过的凄迷的岁月里，毛泽东很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也没有受到地位高于他的中共领导人的赏识。
毛泽东证明他不是一个军阀。对军阀来说，枪杆子就是事业，权力就是目的。一种社会视野引导着毛泽东要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他赢得那些长途跋涉来到黄土高原的人的赞颂—甚至迷恋。
如果说仅仅拥有权力就是毛件:一价_泽东的目标，他可能会裹足不前。
因为在延安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保证。他的目标是要改造9 (?00万中国人的心灵，他们在1945年称他为“领袖”。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应归于他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他正在逐步证明自己权威性的人格特征，正在做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而且认为年轻的毛泽东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访问的人会感到儿童团的活跃气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质条件如何艰苦，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财富没有成为负担，也没有带来令人仄恶的等级观念。人们知道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泽东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苏联式的国家工业化只能是“画饼充饥”或“空中楼阁”一类应抛弃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把共产主义作为他战争结束以后的目标。
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抗日，毛泽东挂起了阶级斗争以努力动员社会各阶层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这场靡战。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
土地政策是关键所在。在与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际，没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适当的水平—在共产党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达60%—但是要得到保证。这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的税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税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泽东的政府在统一战线的名义下从蒋介石的财政中得到补给。后来税收重又实行时也是相当进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纳些税。
整个边区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各级政府都采用“三三制”，即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府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额是非共产党员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给那些毛泽东称为中间分子的人。
这些措施并不等同于西方的民主—尽管在政府机构的选举中有时共产党员得票最多—但它改变了西北的群众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还没有实行过普遍投票的选举(在江西苏区，“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确，选举者在选举领导人时绝无选择的余地。然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们的政府”相称则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种集体责任感。一种民主意识似乎首先就已存在。[13]
毛泽东这位半知识分子开始对知识分子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及其他各种人成群结队投奔到西北。
他们寻求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场所。
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是，在这些男男女女的观念中，他的根据地是一块磁铁。他欢迎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因为蒋介石冷待他们。然而，毛泽东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他的斗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断地拒绝他们要求更多自由的愿望。
对文人学者又爱又恨的复杂态度，反映了仍存在于毛泽东的潜意识中的两种影响。
看来，毛泽东没有忘记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受到的冷遇。这使他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心理欲望，一有机会就把知识分子置于他们应在的位置。
毛泽东曾恨过他的父亲，然而最终父亲的幽灵还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现。他的父亲不喜欢看到毛泽东读书，年轻的毛泽东反抗过这种狭隘的思想意识。但是，毛泽东嘲笑读书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亲在韶山所做过的那样。
或许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终还是超过了他的母亲，如果说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潜意识中，那么他的母亲曾是他反对父亲的同盟军。但是，他的父亲是一种楷模，是毛泽东的人格特征中某些方面努力仿效的榜样。
毛老先生坚持要从事体力劳动，年轻的毛泽东讨厌做农活〔然而，延安时期(和以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赶出他们的书房去参加体力劳动。
毛老先生曾独断专横，他指责儿子懒惰。现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哲学已经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强调意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毛老先生不仅曾是儿子的压迫者，而且亦使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欲望，即希望成为令父亲满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压制的阴影又笼罩在被毛泽东“整顿”过的人身上。
还有一种性欲冲突。在江西，按照中国当时的标准，毛泽东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主张爱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泽东号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业上。他认为人们考虑性的问题是一种精力的浪费。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毛泽东与一位大胆的女性观点相左。这位女性当时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文学编辑，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泼而坦率的作家，来自毛泽东的家乡湖南。oa53}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样的作品如此生动地描写公私观之间的冲突。
她在个人生活中实际上奉行普爱生活，并认为这是一张社会主义王牌。她不止是一种第=者的角色。她毫不隐讳自己是自由论者柯伦泰所著的《三代人》一书的热心读者。她把男女关系戏称为“不受纪律约束的游击战”。
毛泽东与丁玲的关系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中对爱欲不会迟疑。但这位延安圣人不相信社会主义意味着性关系的自由放任。
他于1944年颁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颁布的婚姻法更重视家庭意识。离婚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作为杭日战士的妻子要想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0名来到北方加人共产党行列的青年学生组织了“自由恋爱俱乐部”，他们被一一逮捕。〔巧〕
毛泽东对这类事情变得愈加小心出于诸多原因。首先，共产党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所有特征都要与统一战线的温和性质相适应。其次，陕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要比江西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
他们是“水”，共产党的军队这条“鱼”必须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保守观念。 而且战争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钱不值。民族战争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个毫不怜惜个人意愿、焚毁脆弱的个人幻想的大熔炉。
毛泽东自己婚姻的起伏变化也使他从心灵上关上了自由的大门。他曾经问自己爱情的意义何在，如在与史沫特莱的对话时。
他与贺子珍关系的破裂是他40岁以后的事，他现在似乎感到需要一个长久的伴侣。毛泽东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来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为“一杯水”的性已经蒸发。
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为别人建立了规范。
丁玲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丁玲写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短文，文章质问共产党(她属于这个组织)是否还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结婚。尽管毛泽东刚与江青开始温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却敢于揭示领导人的夫人将面临的特殊命运。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结婚，就会受到责难;然而如果她真的结了婚，不是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义务，就是耽于孩子和家庭的负担，没有起到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应起的作用，结果都会受到批评。
毛泽东的延安成了大男子主义者的俱乐部，只有很少有魄力的女性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工作。男女的性别比例几乎和军队一样是18:1。根据毛泽东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蔡畅的说法，整个延安没有一名女性来自劳动阶级家庭(不过她“忘了”江青)。
在丁女士写下那篇满是怨气的文章后，不久毛泽东找到了讽刺挖苦丁女士的机会。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合影时，毛泽东看见丁玲来了，就从他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急忙站起来，以极恭敬的姿态对这位固执的女权主义者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6]
在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与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了斗争。
毛泽东排斥“为艺术而艺术”[17]，知识分子的每一件工作都要服务于加快中国的解放这一明确目的。这种观点使他不仅与丁玲而且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当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他的强硬的列宁主义路线时，知识分子即进行了抵制。
毛泽东向延安的文艺界扔出了几枚思想炸弹。他嘲笑“独立呼吁”u8}，这既是理论之争，又是政治策略之争。“真”和“爱”脱离了时代具体的阶级斗争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作家是党的事业这一大型“机器”上的齿轮(毛泽东在这里受到列宁的影响)。
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y9」这一未经推敲的粗糙观点是毛泽东的发明。学习是改造r
a.}" 世界的武器，他年轻时在长沙初露头角，那时他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而在延安，他看到作家、艺术家仅为自己的爱好而工作，他们还不能像他那样把思想作为推动时代进人新社会的车轮。
与卢梭一样，他希望那些学究不要忘记更简朴、更艰苦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认为，落后的但是可靠的陕西农民比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为有用。他安抚农民，因而这几年实行了温和的土地政策。但是他觉得对文化界的那些男男女女没有这种必要用类似的方法。
“不允许把看法变成结论”(}1，毛泽东对延安的文艺界宣布。
换言之，你只有提出正确观点的自由，不正确的观点不允许公开提出来。
王实味这位上海的作家、《野百合花》的作者，揭露了延安的不平等及其他一些问题而成了文艺界整顿的主要目标。他试图在延安这片天地中发扬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但被毛泽东的新的精神集体主义所击中。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笼到中央研究院看墙报以了解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最后他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放箭有靶子了。”1947年，王实味被安全机关处死。
年轻时的毛泽东认为威吓是捍卫真理的合适武器。他绝没看到这易使人从尊重正确的东西转而走向错误。在延安，这种本能开始在制定充满强制色彩的政策方面发生作用。
毛泽东还要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只去描写生活中的光明面，创作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
在40年代，人们不会毫无怨言地轻易接受这些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毛泽东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对立，这种对立持续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延安，在各个领域—不光在文化界—毛泽东创制了新理论学说。毛泽东主义已经诞生，很难说它是某一单纯幼稚的概念思想或观念的综合，
1942年以前而应说它是为生存而作的艰苦斗争的副产品。
制定了灭绝人性的日本人的侵略是毛泽东首要关心的问题。东京“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美国在越南也与此相似—以此对付中国共产党。这给红区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因为这时国共统一战线在趋于萎缩。
蒋介石不仅不再给毛泽东的边区以援助，反而对它实行严厉的封锁。“人民战争”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人力进行下去?
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在上层遇到的敌手与长征时期相比要少得多，但是他在基层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
张国煮不再是毛泽东的障碍，他于1937年灰溜溜地跑到延安。[21]他的军队在西康的荒山野岭中差不多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威信扫地。毛泽东静静地等待张国森自生自灭。这位泄了气的对手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好好地保养起来了。
张国煮和毛泽东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一场好戏上演了。[洲事情是因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节目所引起。张国煮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延安平等主义的高原中，特殊化已开始露头)，这孩子能歌善舞，自然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令张国煮勃然大怒的是，他儿子演的是一个叫张慕煮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叛徒。
毛泽东在现场观看演出，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根据张国熹的说法，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起来，“由张国熹的儿子来演张慕煮是再合适不过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马上站起来，撕下他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不久，张国煮脱离延安投人国民党的事业，毛泽东再也没有见到他(张国煮在加拿大居住了多年，直到1979年去世)。毛泽东没有处死、伤害或赶走张国煮，张国煮一直待在领导机构中，直到离开延安。
毛泽东对他在30年代的第二名主要对手态度也很冷淡。王明于1937年终于从莫斯科回国。他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统一战线，使毛泽东为之困扰达两年之久。但是王明极力迎合斯大林—据说“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是由王明草拟的—其主要问题是忠诚于全民族抗日事业。
“你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在召开统一战线会议上的一次激烈争论中，一位国民党官员怒气冲冲地问王明。后来，他又从极左转而极力讨好国民党，支持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使他看上去像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虽然是政治局委员，王明常以生病为由缺席会议，所以民主对他来说是陷于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观念中。
1939年以后，他在中共权力机构中已无实权，虽然还有一些影响。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惩罚或者报复这位28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政策执行者。王明仍不断声明自己的观点，在四五十年代，他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中(博古也是如此，直到1946年他去世)。’毛泽东显露出了他的历史意识—他自己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当他准备同王明一帮人摊牌时。在秘书胡乔木的协助下，他仔细地清算了中国共产党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和思想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思想任务，也是一个政治任务，它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综合和冷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接连的成功使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但很多刚来延安的年轻人不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那样意志坚定。在1937-1940年间，统一战线的工作对共产党来说是辉煌的，而这意味着毛泽东的政权有一种潜在的危机。爱国者大批地涌来，但鱼龙混杂—到1942年，毛泽东已意识到他可能要再次对抗国民党—他们会不会支持共产党的这一目标?
更加困难的日子在1941年到来了，经济困难使毛泽东不得不第一次开始向农民征收赋税。在 1942年，他甚至还发行了奖金丰厚的彩票。难道说与群众蜜月般的生活已成为过去?
因为红色敌后根据地具有分散的特征，共产党起着政府的作用，这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对名利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边区政权也至此为止了。
委员会增多，小恺撒突现。棉布服装也开始分成三种不同的颜色，以表明人的等级身份。延安精神已失去振奋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能。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集中起来—这可以实现多个目的，也为毛泽东成功地压倒共产党内部的所有对手而居于高位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学说为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而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这样称)提供了简明的教材。而整风运动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这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中国。
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的一次千人大会上深感不安地说:“我们的理论还落后于革命实践。”[23j在延安，这位历次斗争中的胜利者开始回顾自己的斗争方法，他利用时间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长征途中，毛泽东没有精力—甚至也没有纸张—撰写政治文章。40年代，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的名字闪耀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中。
然而，毛泽东在引用这些西方大师们的话时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读他们的书越多，对他们的敬畏就越少。他之所以援引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要是为了支持和美化自己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既是中国的，也是欧洲的。
毛泽东在命名为《实践论》的论文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洲毛泽东主义意味着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
毛泽东把经验—而不是问题—置于认识过程的核心地位。这种非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可能会让马克思也大吃一惊。
28个布尔什维克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但是他仍执著地坚持自己喜爱的公式。他在整风运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u}毛泽东主义意味着调查研究与发言权这两者的很好结合。
这位农家子在湖南的经历—加上他坚持己见的勇气—使他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脊梁。
毛泽东反对党的领导者(他们为数不少)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忘记了它所要影响的对象。
“无的放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这样针对性地指出，这篇讲话就是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主义意味着既重视听众也重视听众所需掌握的内容。
一天，毛泽东在延安的城墙上看到一幅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口胜利。”这位半知识分子犀利的眼光发现“工人”二字进行了艺术加工。“工”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竖而是转了个弯，成了“互”。“人”字在右边加写了三撇，成了“人”字。!州这使得这条标语一般人看不懂。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讽刺挖苦了这种故弄玄虚的书法。
他要求人们学习有用的知识:
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那么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个字，只会翻字典。手中拿本书，吃着人们供给的小米。然后你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再去啃书本。
民本论者毛泽东这时已羽翼丰满，他对烦琐哲学的厌恶使他像他父亲一样讲话: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
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容易吗?这位教员开了一系列药方: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L}}
毛泽东不拜倒在“现成书本”脚下。他建议共产党员到城市去，到农村去，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实际生活。土匪和“名妓”都可以讲出很好的传记题材。
与此同时，亦受孔子思想影响的毛泽东认为文字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告诉干部们，不要利用平民对文章的敬畏而去用官样文章吓唬人。
毛泽东推论说:“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
L2sj毛泽东主义的意思是，与群众讲话要诚心诚意。
所有这些都是对28个布尔什维克的猛力一击。他说:“十七八岁的毛孩子”—王明和博古都比他年轻很多—“读了点《资本论》、《反杜林论》的皮毛”L}l，他甚至指责他们不是革命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3(3]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rr
(3}〕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教条主义狗屎不如，”他对傲慢的极左主义者说，这是他在整风运动中所要反对的主要问题，“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对那些自以为能背诵苏联共产党教条就是一种成绩的人，毛泽东给予直截了当的批评。他把这些错误的狂热者比作“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32]0
这很像是在东山小学读书时的毛泽东，他讨厌油嘴滑舌的纵垮子弟把书本当作仕途的阶梯。现在，他批评党内的形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也是差不多的态度。
毛泽东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要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一个术语—“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颇不寻常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自产生时起就是“欧式的”，它能够“中国化”吗?毛泽东认为能够中国化。
他在X938年写道:“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这回事，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33]
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译成汉语就已经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无产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单纯地指城市的工人阶级。L34i
“大同社会”，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乐观展望，它用来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这似乎令人新奇，因为“大同”是指一种乌托邦式的黄金时代，人们认为它曾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现在已经绝迹。
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毛泽东是反对的。这位德国人认为历史发展要有五个阶段，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使毛泽东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跳过封建社会和资木主义社会两个阶段。
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则加以发展并赋予新意。
是的，城市工人必须“领导”革命，但农民是它的“主力军”。
毛泽东引鉴了马克思的学说，可是毛泽东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官方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收编了228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在西北写就的。这些文章包括了他的所有主要哲学著作，文章是圣人的语气。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结束时意味深长地说:“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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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的谦虚也有如一位巨人坚持说自己是一个矮子。他在谈研究方法一文的序言中写道:“我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些事情。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36115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激昂语调已经预示他将是中华民族的导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他当时在井冈山。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从“1928年的莫斯科”到“1945年的延安”是一段长长的时空之旅，中国革命也由低潮走向了高潮。
“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毛泽东把这次在延安的果园里召开的会议恰当地这样称呼。这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已去世，希特勒也在已成废墟的柏林自杀。参加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代表们坐在木制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走过的历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y
，表示与盟军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胜利。
灰色的砖墙上也有标语，这是毛泽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又带有儒家道德的气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幅标语这样写道。“同心同德”，这是会场后面的一幅标语。
新的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莫斯科现在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战胜了王明，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北顶礼膜拜。
毛泽东总结了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遵义会议胜利的经在中共表大会究付日验。他在报告中的发言对苏联是尊敬的，但没有提到苏联对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提供的援助。
自1943年任该职务以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领导着第七次代表大会。
刘少奇已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他在一次单独讲话中共计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对此并不难为情。刘少奇宣布:“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阴
反过来，毛泽东提携刘少奇至最高地位，进人包括由毛泽东自己、任弼时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地位—高于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他这样做部分地是刘少奇时常反对2g个布尔什维克的“左倾主义”。但是也因为刘少奇一开始就不在延安，在重新审视党的历史并形成矫正的背景问题上不会向毛泽东挑战。
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在与代表们举杯共庆时，一改平时性格而显得和蔼可亲，并无矜持之态。会议厅的上层就是乒乓球室，这个“团结胜利”的会议则分出了胜方和负方。毛泽东拿起球拍，他的球艺不高，但他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总是“泰然自若”地把球输给对手。f381
毛泽东往往是对别人明显的伤痛加以自责以显示他走之字路的技术，1944年5月他在党校对整风的受害者致了歉。他在讲话中意识到有些人受到伤害，说他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他向他们鞠躬时说，如果他们不接受他的道歉，他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当然，他要这些受害者回来与他握手，不管什么情况，不论过多少年，他要请他们到那里去。
唉，共产党人“整风”不总是整人这一教训毛泽东并没有保留下来。在延安岁月，他取得了双重功绩，既抵制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也塑造了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第九章成熟的桃子(1945一
1949)
对于毛泽东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不是为着理论而是即刻付诸军事行动时期，其时政权像一只成熟的桃子引诱着他。
诸种决策皆由他作出。他开始向美国示好，然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对抗，其获胜之易可能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闷闷不乐地密封好同苏联的联姻。
美国之于毛泽东恰似中国之于罗斯福—遥远处的一丝微弱的灯光。零碎报道使毛泽东在心目中对美国这块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土地勾画出美好图景。
苏联和日本近在咫尺，而美国还只存在于想象中。
到194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需要美国帮助打败日本人。然而山姆大叔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以丑陋姿态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毛泽东开始思考美国在战后亚洲的角色，他曾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
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的好奇心迷住了他，他曾询问过他所接见的美国记者。现在，他已能获取国际新闻资料，他像经纪人盯着股票行情一样审视着美国。
毛泽东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出色，贝蒂?格拉布尔的表演使他惊叹不已。在描写美国士兵在意大利作战的影片《太阳之行》中，美国士兵那种无忧无虑的风格使他惊讶—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查理?卓别林是他极为欣赏的。川
1944年夏，一架满载美国士兵和外交官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毛泽东乘着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来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在与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等人会面时，毛泽东显得小心翼翼，但并不是不抱希望。毛泽东与罗斯福的代表们开始了对话。
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是约琴夫?史迪威将军促成的，这位远东战区司令试图估摸一下共产党的实力，以便帮助美国结束对日战争。“刻薄的乔”〔到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并希望与其有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加强作战能力。
毛泽东在1944年似乎是亲美的。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打日本，但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使用原子弹。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喜欢美国来访者无拘无束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的建议，派一名美国将军来统率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蒋介石对此不同意)。
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谈话时使用了“民主”一词t4，好像这是延安和华盛顿共有的价值观念。但西方人都知道，毛泽东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崇拜者。“反法西斯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他}r说的全世界的民主。
在so年代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爪观点看待美国的前途。
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对自负、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十分失望。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思想也是围绕着国民党来考虑的。
除了扫一败日本人之外，毛泽东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贺供美元和援助。不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J在腥的。
毛泽东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党把握着未来。蒋介石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如果华盛顿认识到这一点，件国的内战或许可以避免。如果美国承认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平,j的地位，或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即使有这样郁联合存在，他也会战胜蒋介石，犹如黎明会取代黑夜一样。
毛泽东发现要使罗斯福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绝非易事.这比说服斯大林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政界对华政策包藏祸心时已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意支持国民党。因此，在这种处境下的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蒋介石。
在中国问题上，“刻薄的乔”与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存在分歧。陈纳德不希望与毛泽东合作，而要用强大的空中力量以了结日本。罗斯福的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反对史迪威及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持的观点。
可怜的毛泽东被蒙骗了。绝没人告诉他，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70%的时间是在唇枪舌剑地争吵，只有30%的时间是在采取行动。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4年下半年到延安。毛泽东赶到机场迎接这位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以莫希干人战争呐喊般的声音介绍自己，他的喊叫甚至会使周围的尘土飞扬起来。办事干练，具有尚武精神的赫尔利—据说他可以马步站很长时间—穿着佩有勋章的军官制服。毛泽东平静地走上前去，穿着不像样的棉衣和布鞋。
“毛思同”，他的一位助手听到赫尔利这样向毛泽东问候。而另一位助手则听到这个咋咋呼呼的使者在叫“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挤进救护车。「5】“国际交往中很少有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越过延河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延河冬天涨水，夏天变干涸。赫尔利回答说，在俄克拉何马，夏天的河水少得可以看到鱼群搅起的浑水。
他们看到一位农民用鞭子赶着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建议道:“老兄，打它的那一边。”毛泽东插话说他小时候在韶山时曾赶过骡子，赫尔利说他曾做过牛仔，他一边描绘他的那一段生活，一边大声叫喊“呀呼”。
“这家伙是个小丑。n [6}毛泽东后来对朱德说。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无知是赫尔利的最大问题。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如毛泽东对莫希干人的战争呐喊知道得多。他甚至也不了解他的朋友蒋介石。
毛泽东和赫尔利制定了国共联合的方案。毛泽东对这一方案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是在重庆的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毛泽东对巴雷特上校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真会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赫尔利说在他来延安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赫尔利有着坦克般的样式，但在智力上他就像靠垫一样软弱。不几天他就改变了自己对“五点方案”的态度。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倾向于蒋介石—直到他愤愤地辞职。
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泽东又打出了一张牌。似乎最高首脑会谈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是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
毛泽东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的谈判的蒋介石。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而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已是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现。毛泽东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o周以后，毛泽东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便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他毫不迟疑地猜测谢伟思回去是为安排毛、周对罗斯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可是大错特错了。
在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泽东被搅得心烦意乱。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将史迪威将军解职。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8I他对美国的调情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已差不多走到尽头。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的国共内战，这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毛泽东，而且迫使毛泽东更加接近苏俄，这比已有的关系或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更加接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很快都在向下滑去。
这年秋天，当毛泽东看到苏俄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在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使唤。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4年毛泽东就失去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 X93
他盛怒之下所做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其部下对这位老板的不雅称呼，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汇报时，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混蛋”。
毛泽东在延安从赫尔利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美国革命时的术语。毛泽东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战后联合政府应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的是，那个对毛泽东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不会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这一理念的信任。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40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内容大多被删了去。(ail
如果毛泽东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毛日号及切及进复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续3年，使300万人命归黄泉。
蒋介石也不会直到失败时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实际上甚至在失败以后还得到支持，乔治。马歇尔也不会在对双方的调停中受挫。
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S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56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人泥潭，也不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巫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fizl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重庆。“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I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 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是18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进人一个城市。
就像1927年在武汉，他的来到是合法的。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他，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对所有这些人他都显示雍容大度，表现出爱国热情，与之互赠字画。毛泽东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了《新华日报》[14](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得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山河的热爱，都感受到毛泽东自身的使命感。
已逾20载未晤面的蒋介石、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起来衣冠肃整，另一个则不修边幅。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据说，当时蒋介石显得紧张而毛泽东则镇静自若，这不一定确实。像毛泽东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泽东当时尽可能慢悠悠地吐着青烟。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静是因为他知道他能以智慧取胜，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及个性)终将会战胜蒋介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毛泽东坦诚相见，蒋介石则阴遮阳盖。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蒋介石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本质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地区边界的划分问题达成了一致。
当两抬时丰举杯井酌时_双方都笑容可掬。宴会上的其他人关注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夕，毛泽东作为客人应邀出席观赏京剧。戏演到中场时，有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泽东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is]周恩来面色煞白，他找来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抗议。
毛泽东仍坐在座位上。他喜爱京剧—尽管取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举行告别招待会。毛泽东忘了他的汽车遭受袭击的事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杯祝酒:“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岂能彼此信任?毛泽东不会相信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回到延安后说。}16}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的路，他并不认为与蒋介石谈判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同延场排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不得不对蒋介石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内战，毛泽东似乎不愿被看作是反对和平的人。
并且他去重庆也在于显示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更为重要。
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1亿人口，并有100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部下强调。[l7]可是毛泽东的行动已证明中国的天空会对这两个太阳作出选择。
毛泽东蔑视蒋介石，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la]然而，他在重庆的时候掩藏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自1927-1937年就一直同蒋介石这个人作战，现在又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它适时地向叫吻减蒋介石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中，一切事物都不能只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迁回前进。
1946年初，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这是他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碑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19]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恩来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泽东对此不抱多大幻想。与一年前不同，他显得更独立。
像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向马歇尔祝酒时，他的话肯定带有讽刺的味道:“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虽在云里雾中，倒是诚心诚意地想摸索出一条捷径。
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声音像从远山中传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双方都撕毁了协定。
毛泽东知道，“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 }zo}
其后的三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能从帽子里变出大量的兔子来。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战斗力的对立。行政上的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对胜利的头昏脑涨。
1946年，国民党掌握着整个华南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在北方力量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武器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全面进攻时，毛泽东采取的是防御。到1947年初，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像过时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特别是在3月份毛泽东放弃延安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该城决一死战。莫斯科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并眼见共产党的失败就要来临。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牵挂。他说延安“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最终毛泽东在离开之际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仍不愿走，“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吃着饭，而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为他这种胆量焦急。
彭德怀顾不得许多从毛泽东手中夺走了筷子，并冲着他吼道，“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终于站了起来。“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蒋介石在胜利中飞到延安，任意毁坏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这一次，他骑着一匹精壮的马，吸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优质香烟，他有收音机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他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成了固定的习惯，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是这样，其他领导人全都调整其作息时间以与毛泽东相适应。
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泽东的体重有所减轻，虽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他能吃到肉，有小米，可能还有萝卜和白菜。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只得喝榆树叶熬面糊。“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对工作人员说。f2}
l喜欢辣味的毛泽东不知是何评论。
他用电报发出具体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沉思。
毛泽东的生活与长征时期相比不再那么俭朴了，但他的领导方法更加正规化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匆匆从他们的窑洞跑进跑出，用收音机了解前线的战况。
他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留在身边，全家人关系亲密，在一起奔波。
毛泽东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写了一首诗，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泽东听他朗读之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三句。
由于毛泽东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化名—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聊天，这位姓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9
0”他告诫道。王老汉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22l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23])0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的时候声音冰冷，谈到毛泽东时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就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广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泽东总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仍然缺乏学外语的天赋，可是在1944年和1945年间与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美国语言。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形成。’
有一部论文集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说周恩来更兢兢业业。“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D
`}}按照北京的标准，这是尖锐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熹—暗示过毛泽东缺乏毅力。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撤离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那里摆宴，他曾声称不拿下毛泽东的司令部就不结婚。(}l
毛泽东的人马不足2万，而胡宗南却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使胡宗南战线过长，并牵制了其他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敌人。
毛泽东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毛泽东并不在意土地的得失，在与胡宗南周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常给围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鼓励警卫员写日记以提高写作水平，并亲自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的23万人马四处分散。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当胡宗南被诱上钩时，毛泽东开始出击了。他说:“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
1947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人民解放军用他对付胡宗南的战术，在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l毛泽东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结果确是如此。“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1947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声言，“在华北，70%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浏。
在离开陕西到华北的路途上，毛泽东在五台山的寺庙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向方丈询问两位有名的退伍军人在出家后的详细情况，细听方丈述说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并对方丈保证:“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扛进山里。蒋介石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农村包围了城市，人战胜了武器。
在城市中人心已倾向毛泽东，这是他的又一有利的条件。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什么也不给人民。
身居农民窑洞，毛泽东距这场小型五四运动很远。不过他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完全投人知识分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同1919年一样，当呼唤新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地沉思。而在1935年，当学生运动在北平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时，他正在遥远的延安。
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就看到城市反蒋浪潮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f}L-第一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灵活多变。他从未反对这种正面阵地战，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强大了。形势急转直下，厮杀不是在毛泽东的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国统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局势有如电影镜头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这块屏幕。与蒋介石的预测相反，每一新画面都显示蒋介石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介石对他的一个刚丢掉一半军队的将领大发雷霆……毛泽东在沉思，面部表情像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于乡间小道。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但毛泽东在1948年的风暴中不可能安闲地离开中国。于是，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赴河北见毛泽东。“斯大林有点像祀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来检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中方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将信将疑，因为几个大的艰难决战使他们已极度衰弱。
在河北，在一次国民党利用特务派飞机投弹空袭时聂荣臻救了毛泽东的命。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聂将军跑进毛泽东的房间要他躲进防空洞。毛泽东正要穿上蓝色花纹的睡衣躺着。聂荣臻做他的工作，但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中去，毛泽东拒绝不去。聂荣臻命令卫士抬着担架到毛泽东的卧室，放在毛泽东的身边。聂荣臻和他的两位警官将毛泽东轻轻地抬人担架，卫士们抬起这超过他们两人体重的担架跑进了防空洞。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一块弹片正好落在院子里毛泽东所在的房子里。毛泽东一时无言表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决了两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出卖毛泽东，提供了炸弹袭击的目标。
拿下东北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直取北平。这使蒋介石相信毛泽东无力取北平。但毛泽东之所为有其原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人混乱。同时，这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50万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搜上海木头
live,搜：脑控，百度搜：woody20000@gmail.com, 百度baidu搜：吕秀莲小姐， http://77tuan.btnews.com.cn/GuestBook.asp）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人民解放军推进至天津先攻克了一些小城市—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不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可惜他们曾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击败蒋介石的胜利所抱的期望值要比毛泽东低。“我们不会失败，”1946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说，“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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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有可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年，美国有1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
1948年的毛泽东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
1921年，毛泽东和萧瑜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萧瑜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至五十年”内取得政权。[}o]他在1946年夏季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下半年，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31]，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
蒋介石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满纸温情的信件从南京发出来了。可是目前毛泽东不愿意分享权力，他的言辞犹如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毛泽东给南京唯一的真正答复是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即兴赋诗，首次笔落诗成。诗中，他写到钟山像巨龙一样蜿蜒于南京以东。历史上南京被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 “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接着的后半句改变了孔夫子的意思。因为孔夫子从来不提倡用政治的力量带来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泽东读过《伊索寓言》，他从中找到“以怨报德”的逻辑来辩解。“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泽东引用农夫临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泽东无须以猴的精灵施用任何计谋，楚霸王自取灭亡在于他怜及敌手。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
毛泽东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的当头一棒: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341
毛泽东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47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泽东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强国之林。
到1948年，毛泽东感到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容许的。}}
X351)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置身于世界的竞技场。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
一抽怕们加迅琴仃而卜“些石芷县”到南食后马卜杨赶国旗八..峨口翻哪四四四吧竺曰侧嫂吧胭幽匕......水兵们叼着雪茄拥人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人开炮重创了“紫石英号”，23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卫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因为它的舰长拒绝签署文件承认“侵犯中国水域”。国
英国下院对此怒发冲冠。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泽东以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中任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讲话了。
毛泽东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英国。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泽东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斯大林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刘
毛泽东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而且要超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应归于1948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迎他进人他们的俱乐部。
蒋介石南迁广东。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介石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留在南京。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苏联的使节随蒋介石去了广东，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赤化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蒋介石这堆白骨上。
毛泽东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前来会谈。这是一个脚注，即毛泽东对自己1945年试图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的一个注解。
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将暂时偏向苏联，但毛泽东的中国是否会与美国方面有事务联系尚不得而知。「38j
可是司徒雷登慌了手脚，华盛顿对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会谈则三心二意。阴
1945年，在毛泽东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年他已经强大，无须去那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但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
1945年，华盛顿看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但仅仅四年后，美国又认为毛泽东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愤慨了。很快，他下令对驻在华北的美国领事馆人员采取强硬措施，很多人被指责为“间谍”并被驱逐出境。
美国与中共在南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不愉快的。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当作敌人。”【侧这位脆弱的美国大使回国不久便一撅不振。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与他告别，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有关美国的最不友好的一篇文章。[引:
毛泽东回顾说，马歇尔的调解是企图“不战而控制整个中国”。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殖民政府”。文章语言尖刻，带着强烈的反美情绪，时而还引述古籍。
毛泽东不能隐藏他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富有，而中国贫穷。他讨厌美国的“慈善”胜过它的武器。“美国人在北平、天津、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待其附庸的傲慢态度使他想起周朝(公元前1046前25b)的一位渔夫，这位渔夫钓鱼不用渔钩和诱饵，渔线高出水面三尺，此谓“愿者上钩”。
他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告诫那些仍然希望依靠山姆大叔的人:“磋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英雄气概的外表下毛泽东也有隐忧。美国曾是那样轻蔑地对待他，现在，他反过来羞辱美国，“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语音如此强烈，反而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安。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对麦卡锡之类的保守分子毫不留意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毛泽东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吸引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为毛泽东的亲苏设置了难题。
一些“第三力量”的人们，甚至一些共产党人都看好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距离遥远)不像苏联那样可恶。毛泽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是想击中国内的目标，用中国的俗语说，“指桑骂槐”。
蒋介石在1949年搬了五个地方，于当年12月离开大陆去台湾。司徒雷登在他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去台湾会招致许多问题。}}
[az]但是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当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
是毛泽东获胜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兼而有之。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献身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好。[43]人民解放军在军力和智力上都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无能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碎。
军事和经济这两者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一个，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
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战争。而蒋介石不了解这一点。’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干部也不像蒋介石的部下那样用大部分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援助，蒋介石到1948年还依赖外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毛泽东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介石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他胸襟狭窄。
毛泽东则远见卓识，谙熟历史的动力。
蒋介石是自负之人，常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是头脑清醒之士，专注于自己的主旨目标。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则是一位思想家，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时，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是蒋介石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介石只知道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处境。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命根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护身符。仁叫
毛泽东本人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介石不同。从根本上说，正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泽东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丧失军队的恐惧却时常缠绕着蒋介石。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300多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毛泽东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泽东曾像牧羊人一样管理他为数不多的战士。
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已经赢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同时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增长，并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www.google.cn搜：解放军早已经登上台湾岛，谷歌搜上海木头，谷歌搜：中国远程思考控制武器，谷歌搜：wewillfreetibet,谷歌搜：大陆的长程思维控制；谷歌搜：woody20000@gmail.com)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恢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授了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园，而他再也没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很少露面了。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握，其决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了北平机场。〔侧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要求与毛泽东的农民勇士们谈判。这是在安置和平改编，但在联合的名义下进行。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移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20万军队。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遭受巨大的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会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泽东让蒋介石的这位将军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了城，像乡下的孩子周六进城一样。他们么冻共叽右年上晚中和会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o有些人城圈屏到}}
}r工古只烟。
在队伍前面，一个高声喇叭竭力虔诚地呼喊口号:“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有些旁观者看到战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们看到静静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微笑，而毛泽东则表情严肃。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州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新的路线，毛泽东对这一宜传工具的控制比对其他方面的控制都要严格。
毛泽东指派文章。他要求严格校对每一篇重要文章，并用自己的草体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标记。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从未署名。
多年来，他像对待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这位改变北京颜色的著名丹青妙手。他真的存在吗?一些信息不灵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军队收编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京。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为1918-1920年的北京冷遇过他呢，还是他已决定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然而1949年的一天，小街小巷传来了一条消息，毛泽东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飞，将于3月23日到达北京。石家庄在北京160公里以南，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从河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所说的这一历史典故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曾试图在1644年建立一个王朝。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缎京。”报童们用高嗓门喊着。标题是四英寸的红色字体。路人红纷抢购，仅仅45分钟的时间报纸一售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富人则担惊贾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润东，他的性格，他的权位。
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勤杂工回忆起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杂志……”姓王的管理员盯着那地方，“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读书的阁楼。
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
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天呐。”
王管理员对着天花板感叹:“当时谁知道啊?......"f471也许他希望在1920年应该对毛泽东好一点，应为他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泽东是胖了一些，“你胖了。”四年前见过毛泽东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泽东带着胜利者的幽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
has }睡觉是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当长沙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一封祝捷电报送达毛泽东的手中。电报是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天以后，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简函。他告诉杨家一些家事，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毛岸青在上学，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泽东又加了一句。[绷隔年，毛泽东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毛岸英于1950年回到湖南，毛岸青在1951年才回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志哀，拜访了杨家的人。毛泽东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家的保姆。毛泽东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她。
毛泽东没有去感受北京街头的热烈气氛，他径直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带着他的书、烟卷、卫士、旧衣物等用品—住在那里。香山位于城西，那里更安全。后来，他于1949年冬末至1950年出访莫斯科归来，就迁址被环绕宫殿的红墙隔开的紫禁城。他的住所名叫菊香书屋，在松柏掩映之间，其卧室像个舞厅。
把家选在这里的确有眼光。在其后的几年中，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像演出后落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不再制作艺术品，而是被派去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馆。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
“房子”是明代建筑的楼阁，坐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荫丛中，红色的立柱像卫兵一样立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窗外的青铜雕龙，张着大嘴，像是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在1949年的北京没有人能在此中听到龙吟。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的田字型琉璃门下，门内用下垂的窗帘遮住。
这地方是中南海。毛泽东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湖水。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或其他的装饰品。高高的屋顶有一种阴森的气氛。高大的窗户投下的光线像是教堂一样。 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i0英尺高的地方。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籍中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时攻读英语的工具书。
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置在毛泽东那罩着台布的书桌上。
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振书}so}，另一边是痰盂。
衣服挂在衣架上像是医生的白大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怪亥亦黑老间颗或伏熹时一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过的。
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511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婿她被邀请北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6月19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7月1日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1949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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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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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
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们……，，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不仅仅是3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7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l0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e]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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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到了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1950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
只要细心阅读毛泽东写的东西便知，“新民主主义”是他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9J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模式。他绝不隐瞒，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义主义的过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要达到一个阶段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内容丰富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一方面，在谈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级”。这不是变换手法。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理由是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是因其敌人大多不是中国人。“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将之作为重新铸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键在于，由于时间不同，“人民”的含义也就有所变化。
毛泽东的阶级目标也非常明确。开国庆典由他升起的国旗上，红色的旗面点缀着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泽东打点行装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10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
毛泽东，这位5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亿东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从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后，毛泽东可能对自己写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最终还是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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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他没有兴趣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惯在中国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大林还没有摸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分量。ytl“又一个铁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49年对毛泽东的诅咒，他还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酒—使毛泽东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tzl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的命运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人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的这一枪会在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颇非易事。
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因斯大林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他。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夕、月亡 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并且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40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6 000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10倍于此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联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14]0
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就像赫鲁晓夫一样。
毛泽东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他的嘴中不到12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早有所料:“我说过是这样吧。”
当斯大林问及毛泽东此行目的时，毛泽东说:“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大使馆得到解释后，莫斯科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他所要的条约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对中国实实在在。斯大林同意并希望同毛泽东签订作为结果的条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是党的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所以斯大林应该同周恩来签约。斯大林屈尊同周恩来签约，于是两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曾问过毛泽东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然而，1949-1950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
毛泽东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毛泽东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蒋介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介石不放。Ltb]但是至少可以说，在1948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泽东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强掠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
}u〕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的人深有体会地说。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一.*二，._二L一，，二，.J- _cL、、‘，。:，二，，，，min mcw 1d17 毛泽东对斯大林绝没有文字上的许诺，正如他对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尊重莫斯科达到令人难解的铁心程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年，毛泽东降低他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泽东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ys)。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去他的外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不过他在1956年11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
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他们在封建主义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泽东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像宗教的饭依一样，因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毛泽东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护。
思想意识至少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在1951年印刷了200万册。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
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属尿都碰了委员。;[197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制华北已有巧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到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才作罢。l圳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21}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刘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23j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f2al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 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困，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川，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
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人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人的两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绝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1950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他准备冒将中国军队投人朝鲜战争的风险，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1948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鲜战争。“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当中国军队准备人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进人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卞，在行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
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蹭。从1945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人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283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人朝。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人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人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到g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12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25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人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10月1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先对中国军队介人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般子掷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
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发出不下18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毛岸英于1946年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他有足够的书本知识但不懂得做农活。所以毛岸英离开延安，来到陕北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粪装人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
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不得不做的农活。在毛泽东对待毛岸英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29]
岸英碰到了一位姓傅的娇美姑娘并想同她结婚。毛泽东不顾江青为儿子作的介绍，予以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道。他又抱怨道:“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后来在西柏坡，毛岸英遇到了另一位姑娘，要同她结婚。毛泽东认可了，但等到事情刚开始他又制止结婚，说是那姑娘不到18岁，太年轻。父子俩激烈争吵过后，毛泽东气得发抖，毛岸英则号陶大哭。毛泽东问他的卫士:“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
毛泽东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养猪，还要学打仗，他让彭德怀将军把毛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俄语翻译。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炸弹径直投向司令部，大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毛岸英英勇牺牲。听到这消息后，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坐在沙发上吸烟。+o}气苏很英亲们岸出叭不房nd
在经历了拉锯战之后!青都无力统一朝鲜。然而，，。“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到1952年这场战争可能使得哪一方毛泽东怀疑签订停战协定是否明智。
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能于60年代在印度支那边到把习伊国汽缘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然而，朝鲜战争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战争使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泽东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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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其他阴影更长久，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地位。1950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32]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
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在6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很多行动又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巧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33]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一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人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I}7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法。“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第十一章改造(1951一
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2 000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30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
、、左、;赓碳君、一、、一、、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
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2]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
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川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吞K除自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溟的无用。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5」。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C6]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J" 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
(7〕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牡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摔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页，
1976-1977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议)。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L91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fto]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
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川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喊呢?
毛泽东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ft2]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麦卡锡把任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样，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泽东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发牢骚的作家，胡风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写信向胡风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写了。}}[13]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欲将论战纳人阶级斗争的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X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泽东，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选集》确实是精选的集子。本传记引用的很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一些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一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泽东只掌握极小的权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诗词也没有选人。仁川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
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5年3月，中国共龟全国代表会议讨互过了“一五”计毕案.并建议由国完提请全国人大审批准，颁布实施。
是毛泽东在会上致农词。
泽东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帝王们未能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六画代表“草”(“卿”)，屋顶下面养猪(“泵”)表示“家”，表示‘旧”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O
)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毛泽东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表意文字犹如闪电，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的广阔领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诗词正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艺术。[(s]
1952年后期，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41
0lo;美国在1880-1912年间只占19% ) , b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中国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16]。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艰难的。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人民解放军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泽东走向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脚。
在社会主义思想王国里，毛泽东比在延安时期更加亲苏。1945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
然而，5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样称呼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大减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洲人的通常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从经济整体上看，发生了三件大事:在农村，封建结构被打破，释放出了新的活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这对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按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签字仪式。
1953年，一个沉寂多年的声音又叫喊起来。定居香港、身体虚弱的张国熹撰文描绘了他昔日的老对手的印象。这些有偏见的文章也透露了一些事实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煮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丈史哲经书籍，写了大蚤批语，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写的一部分批语。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煮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对他敬而远之。”[川毛泽东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眼里是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国煮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仅仅是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熹也半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以自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毛泽东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像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和比尔?克林顿一样)去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深夜里，他还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一位知识分子，毛泽东同他谈论哲学，直到天亮。《毛泽东选集》结集以前，某些文章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彻夜长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泽东至少有60多年的吸烟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他抽掉的卷烟多。
好像只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泽东，苏联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犷髦一!
││1;9}',;、一叭_「!组潜 │└───────────┘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可能不会逝世那么早。于是毛泽东也戒了烟。
但是，10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
“没用处，”他说，“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1f[l8}
50年代，毛泽东很少写文章，但是讲话却很多。他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演说充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真诚坦率。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也没有任何手势。[191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
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毛泽东的讲话大多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只是在5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两次，他才坐下来写重要文章。1953年年中，毛泽东重新开始学习英语，然而东北的形势恶化又使他中断了学习。政治家最终取代了学者。
一天，毛泽东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官越大就越无知，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201掌握政权3年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毛泽东仍对政治体制焦虑不安。
平民百姓(当他们确信干部们不听群众意见时)嘲讽高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各层官僚为“宝塔尖”。毛泽东感到自己像是处于宝塔的顶端。
他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1953年年中，他在给一批财政官员作报告时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1[211
不喜欢乘飞机，毛泽东出行时坐着自己的有11节车厢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贴身卫士及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沿途车站的人都被清理并布满保安人员，沿线每50米就有一岗哨。绝不会有旅行计划，因为列车的运行要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
当毛泽东结束莫斯科之行返回路上途经东北时，为迎接他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1957年)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
271到来，士兵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途站岗达两星期之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保卫的是毛泽东的列车。毛泽东绝不会需要如此严密的保安，他相信群众热爱他，不会谋害他。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他的运行着的专列与首都之间通过密电码通讯联系。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
他调派他的下属去农村。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的是8341部队，这支精锐武装的前身是毛泽东1949年前的贴身护卫队。圈这些年轻的警卫员样样都干，从帮助毛泽东锄园种瓜，到警惕宫殿中的任何意外。
曾在1955年，可能还有其他时候，毛泽东给8341部队分配了一项他想做的任务。他派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回到家乡以通过他们了解农村情况。8341部队的军人们四下探听消息，询问群众的意见，了解家人的情况，然后不经过正式渠道而向毛泽东汇报。这是过去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但毛泽东的同事并不认可一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么做。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文是40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1949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
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愧。1231
若要表示一下深人群众，毛泽东就会走到群众面前。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间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决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但不总是如此。
272禽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1954年，毛泽东在其政府的外观上作了一些变动，这反映出了1953年间其内部的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让步。
他让民主党派在政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尽管他对他们并不十分信赖;他让军队参与国家的统治，虽然他坚信军队属于人民;另外，他允许六个行政大区有许多自主权，尽管这具有削弱他个人权力的危险。
到1954年，毛泽东想使权力更加集中。在朝鲜停战，城市经济基本稳定和成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更多地加强中央集权似乎成为可能。
1954年9月，共有1226名代表云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不满一页纸，其主要观点却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耀夺目:“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I]这一句话就决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
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乳
毛泽东撤销了六大行政区，包括不久升迁更高职务的邓小平所在的西南局。他削减了军队参与政府的直接管理任务。总之，在1954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各种“独立王国”被废除。
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王国，这就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的独立王国，在1953年一度起来对毛泽东构成威胁。毛泽东摧垮了它—但这并没有使他心情转好，他感到党内团结发生了动摇。
高岗是位左派，性格活泼，脆弱，是毛泽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273东所喜欢的人物。高岗念念不忘的是，他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提供立足之地起过巨大作用。高岗常常回忆说，长征队伍到达陕北时“就像破衣烂衫的乞丐”。他甚至自诩，“要是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2l高岗的幼稚还表现在，他把毛泽东的讽刺性评价“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3]当作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天真地经常加以引述。
毛泽东不是新中国成立时期第一个会见斯大林的中共领导人。早在1949年中期，高岗曾代表东北地区去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根据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协定，中国的工业重地东北仍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1950年，苏联同意援助的50项工程中有30项是在高岗的王国中。[4]
数年后，毛泽东曾把东北和新疆说成是解放初期的“两个殖民地’，。〔5〕
高岗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与斯大林交往。他给苏联人以特别情报(这与斯大林赠给高岗一辆小轿车不无关系)。[6]结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高岗被中国看作是“俄国的人”。
苏联的消息来源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提议东北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半年后，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在沈阳作了停留。他视察东北的城市时，在高岗的这块基地内看到斯大林的像比他自己的像大得多。回到列车上，毛泽东下令将高岗(和林彪)赠给斯大林的礼物箱搬下车。东北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动怒了。
斯大林让人把高岗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事务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泽东。“天晓得斯大林怎么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
在毛泽东眼中，高岗的最大错误是对毛泽东的批评进行解释，这涉及刘少奇、周恩来为他的政治派别活动开绿灯，高岗想取代刘少奇以推举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云云。他的冒险计划开始于1953年下半年，其同盟者是上海的领导人饶漱石。高岗甚至许诺将来任职后，他的政权中由这个或那个同僚组成。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林彪，出于种种动机都出现在高、饶身旁，但是邓小平和陈云将这个计划向毛泽东和盘托出。当毛泽东与高岗谈话时触274Mao:
A Biography及了高岗的动机，因而毛泽东迅即部署反对高、饶。
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开始整高岗。毛泽东之所以拿高岗开刀，是为了阻止在高岗以后有任何阴谋出现，也是为了杀一做百。
高岗还有其他同伙。当时，毛泽东收到了几位高级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敦促毛泽东“去休养”。[al这封信最初可能来自饶漱石的王国(饶漱石没有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因为他评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
最后的摊牌是在1954年圣诞节前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向高岗、饶漱石发起攻击，并撤销他们的职务。然后毛泽东去了浙江，四个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在“休假”。这是以前常见的情况，高度紧张使毛泽东病倒了。他隐退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带着恢复过来的充沛精力再次投人战斗。“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给毛泽东带来严重心理创伤的第一个事件。
当毛泽东仍在离休思考问题时，1954年2月中央委员会开会，毛泽东因“休假”缺席而引人注目。这是自1950年中期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直到1955年4月，才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正式清洗。毛泽东或许不想在现场看到结局。[9]
刘少奇主持会议。高岗、饶漱石被轮流叫进会场接受大家的批判。高岗进来后，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了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肘，子弹射穿了天花板。[10]
这仅仅是死期的延缓，后来高岗在狱中服毒自杀。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与毛泽东较量而亡命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并不愿意高岗事件如此结局，这可以从他在处理高岗事件的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看出来。他引用了一句文言比喻说:“人是需要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1955年春天的这个讲话的主要意义在于，毛泽东号召相互帮助、集体领导，并在同志之间建立合作的态度。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高岗的“余毒”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然而，最终结局是这样，毛泽东并不能坚持将反对高岗的斗
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275争神圣化。6个月后，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高岗称为是那种“不继续革命的人”。“高饶事件”恰恰不是“对什么黄金时代造成了破坏”。正是这第一次尝试使难以捉摸的毛泽东被周期性地吸取到这一社会工程的极端，恰恰滋生了可疑动机，并去寻找尽可能的政治稳定之梦。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i己赫普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毛泽东在欢迎赫香晓夫的到来。
与毛泽东一起倚坐在北京的一个游泳池边上的人是谁?那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世界上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巨头，在刚好容下他们硕大身躯的游泳池内争论着核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争论中的一个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两个巨头中，究竟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的真正继承者?谁的路线将在对美国扩张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与大多数乌克兰农民一样，赫鲁晓夫向来不喜欢游泳，因此，这一轮谈话暂时是毛泽东占上风。
赫鲁晓夫是作为贵宾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周年国庆的。
他参加检阅游行，出席盛大招待会并发表祝词。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他未曾料到的。他们俩热烈拥抱互吻面颊。整个世界对不可遏制的共产主义堡垒甚为不安(1954年秋，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美国与蒋介石也缔结了盟约)o
从个人特点看，他们俩除了都有一个大肚子外，很少有共同点。毛泽东的思想不轻易外露，炮筒子赫鲁晓夫曾说:“我从来也不敢保证我完全摸准了毛的话。”毛泽东爱好读书;赫鲁晓夫则喜欢玉米棒子。毛泽东(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121;赫鲁晓夫则像公牛到处乱撞。毛泽东放眼世界未来;赫鲁晓夫则天天想着怎样对付美国的实力挑战。
这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276在北京的会谈，是五年来中苏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周恩来曾去过莫斯科两次;刘少奇去过一次(历时三个月)。较低等级的苏联领导人也曾访问过中国，但这五年来毛泽东从未离开过中国。
尽管毛泽东没有这样明说，但斯大林死后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更信任，也更慷慨了。以前在莫斯科的公文袋里堆积的有关两党的所有分歧，在1953年到1954年期间得到解决。令人吃惊的姿态变化是，《真理报》甚至称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欣然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亚洲—似乎也是更加友好的信号。
这次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具体成果对毛泽东有利。毛泽东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收回了在苏联人控制下的东北的两个港口。
毛泽东不喜欢的中苏联合股份公司被解散，这比毛泽东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苏联的报道史无前例地称中国为“平等伙伴”。
然而赫鲁晓夫是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中国的。在回到莫斯科后，他告诉同僚:“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1 [131
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蒙古问题。他曾同意斯大林坚持外蒙古可以独立的意见—他当时不得不这样做。但他认为莫斯科把乌兰巴托变成了关在笼中的猴子。[141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拒绝回答我们。”
从文化背景上看，这次会晤像是黑夜中交臂而过的两艘战舰。赫鲁晓夫说:“每当我们要改变话题时，中国人就送来茶—请喝茶，请，请……按照中国的文化习惯，如果你不立刻喝光，他们就会把杯子拿走，再泡上一杯，放在你面前—如此接连不断。”[15],
b胸狭窄的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是在捉弄他。
赫鲁晓夫曾要求中国派100万工人去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地区，毛泽东觉得这有些冒犯了他。赫鲁晓夫放弃了要求，毛泽东(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却说这个计划可以试一试。这时赫鲁晓夫失去了勇气，但他只得履行他所提出的建议。20万中国工人去了西伯利亚。这个计划夭折了。
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毛泽东过于精明，“他知道怎样制服我们’}Lte]0
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277*毛泽东和赫普晓夫确实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很快就被遗忘了，这件事20年后在不同的情况下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赫手晓夫曾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召开会议，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赫香晓夫向2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发出了邀诗，但西方不感兴趣。后来当赫尔辛基会议在1975年召开时，毛泽东指责这是对苏维埃的背叛。
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时，赫鲁晓夫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焰火使毛泽东兴致勃勃，赫鲁晓夫则不然。忽然周恩来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但被毛泽东阻止了。他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17]
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不想让赫鲁晓夫见江青，还是他不想让江青见赫鲁晓夫。
令赫鲁晓夫吃惊的是，毛泽东蔑视美国的威胁。在游泳池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达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努力要他相信，一两枚导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1954年的这次讨论，使人想起毛泽东对9年前广岛上原子弹爆炸的看法。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应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在美国的原子弹袭击广岛之后，重庆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说:“这是军事技术的一次革命。”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
“原子弹能决定战争?”毛泽东在四天后的一次讲演中问道，“不能。”这是毛泽东本人投下的一颗炸弹。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
[19]毛泽东极其严肃，“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他向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重申了这一观点，“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划《解放日报》不得不纠正原来的看法。
直到1954年，毛泽东仍然相信人的意志比武器重要。对赫鲁晓夫来说，一样东西，如果你能吃或能触摸到，那它就是真实具体的。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很自信的预言家，他坚信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将螺旋式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赫鲁晓夫感到毛泽东把他看成是一个懦夫。‘
赫鲁晓夫访问毛泽东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低毁。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毛泽东毫不怀疑，苏联人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儿子党”或仅仅是“爱国党”。5年以后，赫鲁晓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和毛泽东“是好朋友”(211，看来这话不可信。
278Mao 游泳池的那一幕不过是中苏分裂的开端。究竟有无必要害怕战争?这一问题使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分歧愈来愈大。圈在赫鲁晓夫抵达北京的当晚，毛泽东就表明了他的立场。作为“意图的测试”[231(这是北京的说法)，他下令猛烈炮击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大小岛屿。炮声将引起更大的回响。
1951年末，毛泽东曾告诫江青“做好分内的工作”[243，这是他一种进退两难的答复。这导致毛泽东的第三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婚姻步人微妙关系阶段。
党在1950年给了江青相当重要的工作。她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部门管理工作，同时管理文化部电影处。
但是，毛泽东的‘’绣花枕头”[251(赫鲁晓夫这样称江青)树敌过多，有人要求她辞去党内工作。江青向毛泽东申诉。但江青本人也承认，毛泽东实际上站在批评她的一方。毛泽东的解决办法是叫她做好分内工作。
事实上，江青大多数时间是在病床上或在莫斯科度过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她在50年代确实经常生病。但毛泽东认为她实际上的病比她胡乱猜疑的要轻得多。毛泽东在几年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是对江青而发:“过分讲究吃、穿、住和小汽车，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潜在原因。111263
有时可以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一起出席招待会〔271，但他们俩一分居便是数月之久。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江青为治病四次赴苏，她不在中国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有3年。尽管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去过莫斯科两次，但他们在这个苏维埃首都并未住在一起。
江青去莫斯科疗养至少有一次是违背她自己的意愿的，然而毛泽东支持那些坚持要她离开的人的意见。在1956年至1957年间，江青第四次赴苏时消沉到了极点，渴望能回国。然而，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晤时带着毛泽东的明确指示，江青应当待在莫斯科直到恢复健康。
江青一直担心会有与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样的遭遇，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贺子珍也曾被毛泽东送到苏联，后来又从一所
第+二章建设(1953-1956) 2791949年春夏之交，分别7年多的大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了。毛泽东十分兴奋，说李敏是他的“洋宝贝”。
给他的帮助。
苏联精神病院出来。
所谓江青只需做好分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
从党的角度上讲，就是不让她担任要职。但江青
以毛泽东的秘书自居。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年
的时间，她就被赶到了莫斯科。江青说，是“某
些领导人”作出的这个决定。1281但是，如果毛泽
东不同意这个决定的话，他能够否决它。
不管怎样，按江青自己的说法，在50年代
她曾为毛泽东工作过一段时间。在一张特制的倚
床上，她翻阅着文件，把重要的内容呈送给她现
在称为“主席”的人。当她为他读电文和报纸
时，他坐在她的床边，似乎江青了解的情况比毛
泽东多。
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谈起过江青在这一时期他对江青50年代受到的冷遇不闻不间。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党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执政高层中一直不受欢迎。
在北京，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李呐和李敏就住在家里。50年代中期，她们进人北京大学[29l学习。李呐显然是两人中较为聪明的一个.她选读了她父亲喜欢的历史，李敏则学1954年毛泽东写给在北载河度假的两个女儿的信。
互衬/,-,o4..王)7 Z粼 z }fx参娜毗。
p-,clill.小龟。勺礁280Mao习自然科学。
经常出人毛家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他是毛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1943年被国民党杀害。
5年了，毛泽东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革命”。革命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它已具有一种包罗万象的意味。现在，革命像一只打开的箱里的物品一样分解为各个部分。
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革命意味着整天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学习毛泽东思想;意味一个小姑娘把她刚在学校里学的汉字教给她的祖母;意味着有理想的年轻人从北京奔向农村，向那些只关心天气和温饱的农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革命就是较好的健康卫生，长长的会议，高高的帽子，关闭的寺庙，新建的桥梁，粮油票证，印尼总统苏加诺对“人民中国”的致意。
在农村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很少有大的战役。没了地主，也没了日本人，只有胜过穷互助组的富互助组。懒汉受到管教，爱管闲事的人受到处置。
乡土中国离高福利国家还相差很远。收入尚不平均，没有社会保险，必须劳动谋生，家庭出身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之间互相合作的义务比过去增强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此外，社会主义还意味着那些终身制的于部们不断召开会议，告诉人们应怎样生活。他们工作努力，襟怀坦荡，可以说无懈可击。但他们事无巨细，包揽一切。
当毛泽东改变自己以前对人口增长的看法，提出要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积极响应，把农民召集起来开会，“他们甚至告诉你夫妻什么时候同房，”有人曾这般抱怨说。
新年贴出的春联也换上了新内容。以前春联的内容是美德和富裕，现在你要贴上实现五年计划的标语。从传遍千家万户的喇叭中传出来的也是新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听到最多的口号之一。
第+二章建设(1953-1956) 281 走进每一节火车厢，都可以听到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我们就要到达北京了，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播音员们把播放唱片音乐和启发式宣传的职责结合起来，她们刺耳的声音使新中国保持思想上的警觉。〔刘
他们果真如此吗?主要问题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思想观念上的。人民以建设者的姿态共同做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工作，至于每个人内心里究竟怎样想，毛主席很快就发现他自己也不了解。
毛泽东让中国寻求一种单一的世界观。他喜欢听解放军军官为士兵洗袜子、内衣裤一类的事，以显示差别已随风而去。在这种姿态拍打下他的时代开始了，在一个幅员辽阔、等级意识强、相当看重物质的社会它绝不会真正达到制度化。然而将军自己洗袜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是容忍落后，激起人民去努力使中国成为一片更好的净土。如果没有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姿态，中国不见得会更好一些。
在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是比斯大林的苏联更为自在、更少愤世嫉俗的地方。大多数人似乎具有工作的精神而不是把眼睛盯着钟点。他们似乎可以在公园或在家中放松一下，社会主义不会削弱中国厨师的奉献。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打破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自得其乐的思想。他没有激励他的人民去探讨中国以外的事情。中国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视野是这样的狭小。
毛泽东的中国像是一个大家庭。他要求人民要像过去尊重宗族关系那样，建立并尊重新型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当听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时，他所说的话反映了这一点。噩耗传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沉默了好久才说:“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
[317
诸如此类的关系在中国并不新奇。在汉语中，“大家庭”是指“所有的人”。古代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县官被称为“父母官”。任何人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包办他人的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法律的作用就很小。父母从来不通过法律来解决与子女的纠纷，子女也没有诉诸法律的自主权。
282Mao80岁的毛泽东会见新民学会老友—曾为杨开慈接生毛岸英的李振翩博士。
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样。如同在旧中国的家庭里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一样，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这种感觉。在过去，如果父亲指责孩子有错误行为，孩子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或要求公众裁决。毛泽东的公民也是如此。[32l父亲对子女是恩威并重，毛泽东的权力也是与其思想的威望密不可分的。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非有限公司，正是毛泽东的目标所在。
这一事实能说明毛泽东与中国存在着对抗吗?很难这样说，至少目前还不是。
毛泽东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他脱去了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西装，并给它穿上中国的长袍。他像农民起义者一样上山打游击，而不是像列宁占领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那样去攻占上海。他的奋斗目标也是从中国传统中采撷而来的。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实现大同世界。
他同宗教没有太大的斗争。卡斯特罗要反宗教，波兰人要反宗教，甚至苏联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反宗教。在中国，对另一个世界景观的向往要比天主教的古巴和波兰以及东正教的俄国更淡漠。
毛泽东将自己融人中国的精神传统就如戴手套一样方便。孔子不相信有上帝其人，毛泽东也没有废黝什么东西。孔子相信宇
第十二章建设(1953-1956) 283宙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毛泽东也是如此。
对于毛泽东主义者来说，道义上的真理受制于自然秩序，这与清朝达官有共同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确同中国—同两个中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这一文明中，极少有过靠社会纽带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如此强大的国家政权。毛泽东的政权用法规来管理人民，这只有在2200年前的秦始皇朝代能够这样，秦始皇以后的朝代很少如此。
他用中国的法家传统、依靠管理法令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公德思想把中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毛泽东甚至还与他自己创立的新中国相矛盾。作为一个新法家，他使中国从束缚和神秘中获取了自由。这些束缚和神秘就是:家族压迫、对天的敬畏、极端的地方观念。但他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整体主义者，他要把亿万中国人按照一种新的方案结合起来。他的新国家已开始培养现代公民，但要多长时间这些公民才能跳出受前现代社会影响很深的毛泽东的体制呢?
这仍是未来的危机之所在。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坐在他的书房里注视着中国的威望在
世界上日益提高。他不出访，也不写有关外交的文章。在《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收集了1950年到1957年毛所写的文章)1954年末，缅甸联邦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兰理岔色
Pq i}u. fn s ;g Ae m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
问。期间，毛泽东同旧'I- U=}'ILC} r4 ruil J` }il}o吴努多次撇。他说:出国访问主要由周恩来执行。1954年，周恩来出席讨论印度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一，，~一，。，一一人，。，、二，山二AA
9-1/ nh*，。二二徐品下愧全世嚣域艺二辈工了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1955年的万隆进了解，国家不论大~i,vl--jr，二曰r
} vu y, i- I，/一，._『1___.___小应该一律平等。会议上，周恩来使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毛泽东只是运筹帷惺，他进一步发展了古代中国的无为而治思想。
可以肯定，中国在朝鲜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在世界上的威望(在朝鲜战争期间，有许多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结束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马上就少了)。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毛泽东在国内所284Mao:
A Biography取得的成就，对第三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吸弓I力。
外国人纷纷来拜见毛泽东。[33]他们主要来自亚洲。缅甸的吴努总理于1954年来北京向毛泽东表达敬意，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如其所愿。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毛泽东。“我喜欢那些亲王们，”毛泽东对这位柬埔寨亲王说，“因为当他们不反对革命时，会像你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富马—在1956年也去了北京，但毛泽东并不像喜欢西哈努克那样喜欢他。毛泽东一直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对老挝中立派即亲王的力量的支持时间则较短。
第一位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在回忆他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时说:“就像去路易十四的宫殿，仪式是那样的庄严。”
上午10时，莫诺努图大使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迎接，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两国国歌。莫诺努图的六位随从留了下来，他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大使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了装饰相同的第二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高大、沉着、慈祥。
当接见外国大使时，毛泽东的礼仪官员要他穿上深色西装和黑皮鞋。毛泽东拒绝了，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衣、旧裤子，一种折中方案是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没有谈话，毛泽东和大使只是交换了国书。然后，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毛泽东和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就爱国主义与和平作了简短交谈(与此同时，另外六位随行人员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
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发现自己从另一个门走了出来。“我觉得不应当问毛泽东任何问题，他像是一尊神。如果你有什么实际问题，应当去找周恩来。”
毛泽东似乎的确把自己视为亚洲(而不是西方)来访者的君
第+二章建设(1953-1956) 285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束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找束堵寨王国的最高助章。主。有的人喜欢他这样。缅甸总理吴努说:“他看上去慈祥宽厚。re
[34〕但有人悻悻察觉出这位中国老人的傲慢。“毛从来没与我谈论过天国，”莫诺努图说，“但我认为他肯定信仰它。”[351尽管那些喜欢毛泽东的亚洲人的报道经过竭力烘托，但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总是欠欠身子，似屈尊俯就，迷惑一下来访者。
在50年代，毛泽东很少注意非洲，也很少会见非洲人。只有一次他把中国与非洲大陆相提并论，就是当他得知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将对那里的华人产生歧视时，他支持黑人抗议该法案的行动。
1955年秋，毛泽东接见了自抗日战争以来到访的第一位日本人。几周内，他又接见了两个日本代表团。毛泽东正以新的姿态对待日本。在以后的20年中，毛泽东会见日本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客人都要多。
50年代初期，毛泽东曾希望日本左派能执政，他过于乐观了。整个亚洲并不会随着中国的沸腾而沸腾。到1955年，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他开始写任何日本人握手(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为的是想让东京的天平倾向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与蒋介石断交。
1956年年中，毛泽东曾向日本提议签订一项包括中、日、美三国在内的“太平洋条约”。
虽然当时被轻蔑地拒绝，但在70年代当毛泽东联合日美反苏时，“太平洋条约”已在精神上达成默契，只不过没有形成文件罢了。
1955年10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中)。仿佛老朋友见面，亲切自然。左二为廖承志。
毛泽东没有会见任何美国人，因为杜勒斯咒骂他，“封锁”他(让人好笑的是，美国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封锁一个世界上最自给自足的大国)，并且预言他的政府将“垮台”。毛泽东不时地会见苏联官员，他要与俄国人安然相处不得不这样做。
正是通过亚洲舞台(还包括一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其他一些地286Mao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上。
方)，毛泽东树立起了自己的外交形象。在第三世界的舞台上，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只待在幕后派周恩来去传达路线方针。.
中国曾受尽欺压—这与亚非其他国家命运相同。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亚非国家也是这样。中国也同样是有色人种—在欧洲，即使共产党也没有与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建立起这种稳固的关系。
万隆会议时代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他的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脚踏着两只船。他开始打第三世界这张牌，他知道他的苏联朋友做不到这一点。总有一天这会导致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打第三世界这张牌时小心翼翼。
作为亚洲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又领导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毛泽东在第三世界阵营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但在50年代毛泽东并不以此来对抗莫斯科。他不说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力量中的最重要力量，他也不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新发源地，这些思想是后来才提出的。
第+二章建设(1953-1956) 287.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很少说话，有时千脆什么也不说。但是，当他单独与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他则以绝对的权威来处理事情。毛周的这种关系为世人称奇。有一次，吴努(他的诚实使他显得不是天真幼稚鱿是莽撞胃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国‘竖犯”缅句边玩发了一大通牢骚，毛泽东平静地解释时周恩来则坐在一旁沉思不语。吴努的同燎认为他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技对他不利。
第二天，当周恩来倍同吴努一起去北京机场时，吴努诚恳地问:“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
不是不妥?"“吴努，”
中国总理平静地回答，
“你和我是经常见面
的，如果你有什么不
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
毛主席说。”“我很艳
敬o"“没关系，”周热
情地说，“不必过虑:
见U Nu's Saturd y's
Son, p.264. 许多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领导人都被毛泽东的隆重接待弄得激动万分。这些领导人一踏上中国土地，首先看到的就是从机场进人市区时，两旁悬挂着高达30英尺的他们本人的神采奕奕的肖像。当天早晨的《人民日报》早已告知亿万中国人，来访者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所有来访者，保证其名字出现在报纸头版的热烈欢迎的文章里。
来访的领导人从未见过像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那样如此壮观的场面。毛泽东的巨幅塑像架在引导着游行洪流的彩车前部，塑像的手向前伸展好像是要去触摸正在凌空飞舞的彩色气球。这些外国政治家的心绪也同气球一起飞舞腾空。t翔
盛大宴会照例举行。对来访客人国内经济的发展给予援助作出了许诺。最后，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极大荣幸，使来访者欣喜异常地回到自己的小国。
监狱生活—如尼赫鲁一样，许多人在那里待过数年—绝不是这样。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似乎都不乐意看到，北京能与它的亿万民众和谐共处。
1956年秋天，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来北京见毛泽东。苏加诺的一位助手回忆说:“他们相互拥抱，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州他们一起站在一辆帕卡德敞篷轿车上，车子像乌龟般的缓缓驶人北京市。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群众致意。苏加诺像个小学生的样子，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
到处都充满了泛亚友谊。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绝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礼炮鸣过23响。当毛泽东和苏加诺落座于天安门城楼上，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在下面开始接受检阅。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潮花海，令人目不暇接。太阳好像也来增彩，将光辉洒向欢迎的队伍。据说动员了50万群众…...
(38)
在前一天晚上近8点钟，就有一位妇女在紫禁城附近西单街上挨院串户，每到一家她就以清脆的嗓音通知:“苏加诺总统明288
Mao: A Biography天到达北京，政府已决定动员50万居民隆重欢迎他。”这位妇女是这一地区不拿工资报酬的居民委员会成员。
在一家住户门口，她特地这样具体布置:“你们家有四口人。居委会希望去两个，下午两点之前到西单街，你们的位置是在这条巷子的出口东面。你们要等到苏加诺总统和毛主席通过以后才能离开。”
这种欢迎场面不仅仅是因为太阳才有了光彩。
西单大街的居民们对毛泽东和苏加诺有什么感想呢?在50年代，感情并不是根本点，它锁定在爱国热忱中。那是爱国的场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愁吃穿，没有失业，生活安定，他们个个都有自豪感，人人争做贡献，因而这样艰巨繁重的任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尼赫鲁来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印度对毛泽东来说很重要，尼赫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尼赫鲁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令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个现代人—不像莫拉尔吉?德赛那样喝小便。在1949年，毛泽东曾谴责这个印度人是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次来访时，毛泽东以极大的敬重之情，热情洋溢地赞扬尼赫鲁反抗英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谈到核战争时，毛泽东的论断却令尼赫鲁大为震惊。毛泽东说:“他(指尼赫鲁)相信，如果原子战争爆发，整个人类将毁灭。我认为，即使发生最坏的事情，也不过是有一半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普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第+二章建设(1953-1956) 289.《北京周报》，1963-09-06。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这种自信像其他的许多观点一样，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1956年他在党的‘，，\大”上说:“战争危险的存在用不着害怕。死掉一半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汉武帝时期人口是五千万，到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减少到一千万。”毛泽东又进一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说明人口减少并不影响文明的进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208页，19690人死去，另一半人会活下去直到消灭帝国主义，全世界都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尼赫鲁在1954年间在大多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有关于战争的看法两人截然对立。尼赫鲁对国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毛泽东只是对国内事务采取道德主义态度。
在处事方式上，这两位领导人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尼赫鲁讲话哆唆—中国人发现印度人总是这样，毛泽东在20年代就发现M.
N.罗易有此毛病。尼赫鲁则认为毛泽东狡猾—这是印度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
毛泽东主张与印度友好相处。他尊重列宁把德里看作未来世界革命枢纽的论断。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缺乏那种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建立稳固关系的冲动，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尼赫鲁在反殖民主义的道路上不能在一起走得很远。
作为中国人，毛泽东是以“黄种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事实上，许多大国的公民都有种族优越感，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更是如此)。在历史上，中国很少走向世界去寻找它所需要的东西，只是到了19世纪才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中央帝国”，这不仅是它的自我认识，也是在地理上的现实存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他这个人。他出生在山区而不是沿海。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不是在大城市度过的。
这位主席的革命生涯是从中国内地开始的。
他是从延安而不是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与斯大林不一样。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的翌日，他像所有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此不能理解。毛泽东50年代的绝大部分观点，都是他在30年代末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稳步发展。
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已开始故步自封，倾向于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
毛泽东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亲身的经历。赫鲁晓夫在1959年对美国的访问，哈罗德?麦克米伦1960年的非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都受到震动。而毛泽东没有这样的经历。
毛泽东非常了解外部世界。他不断地读书，在50年代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哪一位—甚至包括戴高乐—在读书和写文章290Mao:
A Biography方面超过毛泽东。L}l历史和地理是他外国知识的两个主要方面，对科学技术、政权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更替他不甚感兴趣。
对毛泽东来说，对外政策只是为着单一的目标，即使新中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对国外的事务一概不感兴趣。
他对每个国家(除了苏联)的态度都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至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他的同事:“不毛泽东一生勒奋读书，直到生命的录后一息。
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圈的书房。
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
在生活方式方面，毛泽东是以一位农夫来过皇帝的生活。他可能想吃有蛆浮在上面、冷却了的蘑菇汤而责怪护卫，然而在与另一位职员谈话时则暗示他自己俨然“皇帝”。他的生活方式的慷慨大度主要在于大量的服务和献好。做好的猪肉虽肥，摆上了桌子就是上品。毛泽东从不梳理他自己的头发，不把书放回书架，不是自己穿袜子，不使用房门钥匙，不吃未经专门的食物品尝师事先品尝过的鱼，也不亲自拨打电话。
羊泽东不可能轻易得到放松。他不怎么欣赏音乐，不怎么打牌，也不频频出席宴会。中国传统戏剧倒不时能打动他。他第一次欣赏川剧时是如此人神，戏至高潮时他眼睛盯着舞台，以致香烟快要烧尽而烫伤他的嘴巴。游泳和跳舞是他最喜爱的娱乐。舞会发端于延安并延续至50年代。有些舞会在中南海举行，有一些则在北京饭店或国际饭店。中南海的舞会由于有职员和家人参加而气氛温馨，毛泽东的孩子和保安局负责人叶子龙的孩子特别喜欢参加成人的舞会，她们要么邀毛泽东跳舞，要么邀请朱德跳舞，当音乐声起时狐步舞即跳起来了。
292Mao女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对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1968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就是这样的一年。它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运作规则。自解放以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像在非斯大林化的时期那样受到震荡，他喜忧参半，小心谨慎。
1954年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好年成。权力得到巩固;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顺利;是年秋在与赫鲁晓夫相处时处于较有利的地位。1955年，他开始感到:他可以加快马力实现某些宏伟目标了。
然而，他在1956年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阻力。
1955年年中，毛泽东在谈到农村形势时，疾言厉色道:“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YpIll他认为，农村出现的将是一场风暴，像他在1927年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
争论的问题是怎样推进农业集体化，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1955年to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次会议根据同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出决议，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
第+三章疑虑(1956-1957) 2931955年to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事业。5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正被引导着进行集体劳动以取代各自单干。
第一步是大约每10户组成一个互助组—同小农所有制相比没有很大改变。下一步便是合作社，实际上就是公有制。(21
对毛泽东来说，这令人心情激奋。自50年前反对父亲的压制时起，他就一直在考虑土地问题。现在，解决的办法就在眼前，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他认为，只要使农业集体化，就能牢牢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刘少奇就曾对农民说过:“从现在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已不再合适，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31
1954年，筹备起草新宪法期间，另一位高级官员也表示过同样的意见:“过去，共产党依靠搞运动取得了胜利，今后，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社会主义。,f
(a1
由于农业部拖后腿，毛泽东不得不把精明但脾气暴躁的亲信陈伯达[(51安插进农业部任二把手，以便执行他的路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却在筹划着解散合作社!全国67万个合作社中有2万个因为办得不成功，已被强令解散。这些人的行动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他们认为，大规模的集体化只有到农业机械化时才有意义。
毛泽东提出一个口号:“多、快、好、省。”但农业部作了篡改并拖了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50年代的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不能够对那些妨碍他行事的294Mao人加以屠杀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只能进行诱导和利用。一天晚上，他会见了80位上海工商界领袖。[6]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共产党把他们称作“民族资本家”。考虑到他们有爱国之心，同时也需要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到目前为止，毛泽东一直允许他们自由经营。
为了使这些企业界巨头们不受拘束，毛泽东语调缓慢，如叙家常。“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这群忐忑不安的听众，“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他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他不相信，有怀疑，所以，他来到了大城市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当然，如同脱毛凤凰，这些资本家，已经嗅出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他们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发现自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可见，毛泽东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也在探索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形式。
这次会议之后，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毛泽东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使猫吃辣椒?”
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首先说:“这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
第+三章疑虑(1956-1957) 295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三)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极为厌恶地摆摆手，“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周恩来一直在听着，毛泽东要周恩来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三天，”这位善于走钢丝的人回答，“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回圈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与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那么，毛泽东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这很容易(至少这口气与刘少奇相同)，把辣椒擦在猫背上，它感到火辣辣，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11[71
且不管这故事出自何处，毛泽东不喜欢强迫是确实的。他还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为自己的目标而成为一个权力主义者。
毛泽东并不仅仅陶醉在抽象的社会一体化之中。当时，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也是刘少奇一直主张的观点。毛泽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更强调道德意志。
他感到，中国农村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面貌。这足以使农村一夜之间进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需要机械化作为基础。当然，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过程。在没有物质刺激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精神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农村形势的高涨有利于工业的起飞。在1955年即将过去之际，现代社会主义之光正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闪耀。
1956年是共产主义世界大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从布拉格到北京，“自由”成了时髦的口号。在1955年末第一片雪花还未落下之前，毛泽东也是鼓励“自由”的。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发展经济—他那种类型的经济。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松绑，他称知识分子是结束中国极端落后状况的“决定性因素”。他扔给富裕中农一块骨头。1956年2月，296Mao他改变了以前的政策，明确表示富裕中农也可以参加合作社(留在合作社之外的人被看作是遭社会抛弃的)。
向富裕的王国奋进要想成功，需要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这两种人都将被诱导着去“舔掉背上的辣椒”。
但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在毛泽东所要建立的社会中将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成为多面手，高度专业化的专业人员将被遗弃。在农村中将出现新秩序:一切财产归属集体，个人所有权无甚意义。
尽管如此，在1956年春天，中国人的狂热并没有丝毫减少。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长长的讲话满载着方针政策，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回归。
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直将翅膀夹紧，现在他要展翅欲飞了。
文章题目暗示，毛泽东不相信有什么稳定的直线的发展。他很少谈“过程”这个词，只是谈“关系”。他认为万物皆在变动。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现象都蕴涵着矛盾，这是他立论的核心。“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lsl没有绝对不变的事物，因此只有很好地去利用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能停滞不前。真正的平衡不存在于纯粹的计划之中，而是来自矛盾斗争的消长起伏。
手泽东喜欢说“两条腿走路”。这是一种形象的概括。离开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第+三章疑虑(195州957> 297了任何一条腿都不能走路，全部道理就在于二者运动的关系。由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可以窥视到古代中国的阴阳、明暗、雄雌等思想的影响;它们反映了一切事物固有的二重性，包括毛泽东自身具有的虎气与猴气的二重性。
经济依旧是毛泽东的主题。但是他要的是一个更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他要求: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苏联，况且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他们是竭泽而渔，”毛泽东曾对他所信任的阴险狡诈的康生这样谈论苏联。197毛泽东所说的“渔”喻指工业生产，“泽”喻指人民生活。
毛泽东说，要精简党政机构的三分之二。这是惊人之言，乍看起来不切实际，但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想要松动一下僵化的官僚体制。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中央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回轮到他的猴性的发挥了:“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1 X01他还把这种道家的格言用于分析工业。
毛泽东感到国防预算应当削减。“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他问政治局的同事们，“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1;7从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彭德怀的这一思想潜伏着对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毛泽东是从三个角度来考虑国防预算的。他已开始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
在1956年，他坚信经济的增长会加速，这将成为整个中国60年代的关键。
298Mao 他阐明他自己的国防哲学: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
中国百花盛开之时，正值东欧硝烟弥漫。就在毛泽东第一次发表他那新的温和路线的讲话后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便传来了。毛泽东不喜欢赫鲁晓夫的报告。[I27’
两年后，毛泽东在成都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137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
先前，毛泽东曾在私下里诅咒过斯大林并且在公开场合发泄过。现在，他在《人民日报》的一篇600(〕字的文章中小心谨慎地试图用自己的机智把内容弥合起来。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属于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错误。
在6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四次接见了苏联的官员的来访，这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到10月，他甚至打电话邀见苏联大使，因为他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乱表现出极大不安。
毛泽东曾在4月份告诉米高扬，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这就是他对每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来访者所讲的主要观点，其精神实质与《人民日报》的文章观点一致。他认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147
这难道不会给中国的斯大林投下一层阴影吗?毛泽东没有公开提过这个问题，但这确实是他对于非斯大林化的主要优虑所在。当然，还有些理由已足以使他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例如，关于反斯大林一事，莫斯科应当事先与他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斯大林真是这样的恶魔，那么，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么长时间里都在做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自己即使不是“帮凶”，也是“傻瓜”。[1570
但无论何种指责，都同他在中国的最高权力相比无足轻重。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他还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不过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299*朱德和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他们亲耳听到赫普晓夫对斯大林所做的振龚发琦的攻击。朱德同意时斯大林的这种公开指责，邓小平贝lJ心存疑虑，要等候毛泽东的指示才作出反应。于是他们把赫要晓夫的报告内容发回北京。结果，政治上笨拙的朱德又一次说话失懊，而精明的邓小平则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US, p.115. 他当前的角色是中国的斯大林。
毛泽东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号召知识分子自由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口号可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古代中国的传统。
刘少奇公开指出这一口号不是毛泽东本人思考得出的。这位党的第二号人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次讲话中说:“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来毛主席改进了它，并把它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还有许多事并不是毛主席先想到的，他仅仅加工改造了它们。11[16]这是一个大胆的评论。
(事情挺多的!刘少奇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毛泽东主动撤去了对中国思想自由的压制，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是没有先例的。欧洲的非斯大林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的行动早于他们。
为了发展经济和其他事业，毛泽东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而新的图景正在考虑之中。
毛泽东作为虎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果，作为猴则想知道他受到敬爱的程度。
毛泽东说，可以让“美国之音”和蒋介石讲话出笼。[17]刘少奇插话说，新闻报纸应当从政府机构中分离出来以使其更加独立。
他建议，要给记者以较大的自由度，保证他们有高工资，“甚至可以比毛主席的工资还要高”[18]，这样，他们才会“讲真话”。
许多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毫无顾忌地谈出了内心想法。他们只是从表面上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中国属于六亿人民”，一位学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它不只是属于共产党”[19]。这种反对一党专制的叫喊，便是在毛泽东四周突然开放的百花园中普通的一朵。
第二朵花差不多也是普通常见的，这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生活实行严密控制，作家们要求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毛泽东后来问赫鲁晓夫(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只想激怒这位苏联人)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赫鲁晓夫否定了它。
他说:“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300Mao掉。"[20]赫鲁晓夫声称:“毛泽东也认为这一口号可能不适合于苏联。”
这确实是一种毛泽东主义的口号，它反映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两重性。在他内心深处他是蔑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这部分是由于他赞成列宁的观点(赫鲁晓夫也赞成列宁的观点)，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在早年深受“学阀”之苦。但与列宁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在团结他们的同时，要教育他们。"[211这是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的信条。对于斯大林来说，统一战线就是争夺权力，要纯而又纯。对于毛泽东来说，处理好统一战线内各派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击眼前的敌人。
斯大林把他在战争时期与美国和英国的结盟看作是统一战线，他的目的只是要打败希特勒及其帮凶，并不试图去改变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制度。毛泽东与蒋介石建立的统一战线有双重目的:一个是打败日本，另一个是在与蒋介石共处的同时削弱他的势力。
毛泽东采取一种比斯大林更温和、更有耐心而且从根本上不妥协的政治技巧。即使是在掌权时，他的这种导师气质从未消失过。
1956年岁末，毛泽东说出了他理应在多年前就想说出的话: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党内打击他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弟子。圈毛泽东没有早一点说出来，表明他对这位苏联独裁者还是非常敬畏的。
尽管为时过晚，但将其摆明不愧为巧棋一着。他鞭打斯大林这具僵尸，就为自己作为正确的中共领袖罩上了一圈美丽光环。
百花丛中出现了毒草。在武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231在1956年炎热的夏季，大规模的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香花也许确实已变成了毒草。在英国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政策有所贬低。[241文章说，毛泽东的号召有点像“早春的天气”，“乍暖还寒，开放的鲜花易遭霜打而凋落”。
第+三章疑虑(1956-1957) 301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右二)、语言学家胡愈之(右三)、数学家华罗庚(右四)、社会学家费孝通(右五)等在一起交谈。(1956年2月).一个阿飞在上海的一所套因里论证了这种区分是何等模糊。
当他企图强奸一名妇女而被抓获时.他竟不以为然，并愤怒地向赞察质问:"ii来干涉是什么意思?这是人民内部矛质，与你无关。”势察只好疑惑地离开了他。Loh,p.
301.
与那些敢于直言要求议会选举和新闻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相比，这些在基层广泛蔓延的怀疑主义态度更使毛泽东感到失望。
毛泽东下令禁止百花齐放，原因之一是迫于刘少奇及其他同事的压力。在195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区分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模糊性，像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阴云，在毛泽东余下的20多年里一直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费孝通的怀疑是明智的。到1957年末，许多学者在几个月前还满怀希望，妄自尊大，直言不讳。现在，他们却在打扫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都是一些没有大胆直言的人)隔壁的厕所。丁玲(她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冷时热)当时在擦洗作家协会大楼的地板。
毛泽东说:“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p
(251口气已变，调子明显降低，似乎含着哀叹。在未修订的二月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绝没有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这个粗糙的、未修订的版本中隐藏着非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在1956年乐观地过高地估计中国已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家庭。当时毛泽东认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261，但后来他又改变了思想。在他往后的年月里，这样的阶级斗争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开展一次，不管“阶级”是否真正302Mao:
存在。
毛泽东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但是且慢，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允许自由鸣放并不是为了去追求真理，而是治病救人的药方。
在政治局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要旨(他们也不像毛泽东在1955年底有那么一种活跃的心情)。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有好处。
即使1957年初毛泽东作出了让步时，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让步是不彻底的。毛泽东在2月份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n]结果，就这篇讲话是否应公开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刘少奇从《人民日报》发表的会议照片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包括朱德在内的五名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也没有出现。
毛泽东未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这样消失在1957年的冬雪之中。他促成社会制度的改造并获得成功。土地集体化了，新的精神面貌正在农村兴起。这些变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了。
但是，毛泽东在构建政治制度方面却没有这么成功。他冒着风险征集反对意见，然而又把它们抛在一边。结果便导致了一个谨小慎微，甚至沉闷的知识界。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双百”运动只是毛泽东在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体制之曲折道路上所发生的第一个波折。毛泽东想以民主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又要确保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他想激发起人民自由争论的生动局面，同时又不能离开早已确定的目标。“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帮助整党，”他对他的同事说道.“绝不是要他们反党或向党夺权。”
在1956年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尽管首都五六月份的气候要比武汉更宜人。他不顾同事们的阻拦，下水游泳。
一次在广东游完珠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着急了，他眼睁睁
第十三章疑虑(1956-1957) 303地看着人们护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游完珠江后，毛泽东提出要游长江。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当地渔民下过这条水流湍急的大江。毛泽东的下属同僚都感到担心。邓小平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主观主义，毛主席也不例外。他要去游泳，尽管大家都不同意，他还是去了。"fzsl两位负责安全警卫的队长先被派去武汉试水，他们想，在长江游泳对毛泽东是不安全的，因而想阻拦。然而其中一人说了谎，说江水适应主席去游。反对游泳者被毛泽东斥为“白痴”并让他“滚蛋”。
同时，毛泽东出行长沙去游湘江。早几年他就知道，他的一名卫士被水蛇咬过，不过毛泽东倒幸运，他乐陶陶地从江中爬起来点起一支烟。在长江，武汉军区陈再道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颇有名声的司令员，当他为毛泽东准备下水游泳打前哨而奋勇探索、跃人凶猛的江水中时差点溺死。甚至周恩来和林彪都试图劝阻毛泽东去游长江，可是他不听任何人的。他从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汹涌的黄色江水中。为了避免陈再道试图逆流而游的错误，毛泽东只是顺流而下。他从武汉三镇的武昌出发，游到汉口登岸，花了两小时时间。t291身上还滴着泥水，他就坐了下来品尝起有名的武昌鱼，然后挥毫写道: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
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大为孔子所感染，他的游泳确乎有点想使自己跻身那显露个人精神价值的传统统治者的队列中。毛泽东为旧的模式注人了新的手法。古代帝王是通过优美的书法，或远离色欲的高雅304Mao来显示其精神价值，但他们从未使用过游泳方式。
从《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下片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绪所系仍是经济的发展。他提到了在扼守武汉的长江两岸的两山之间建造一座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划
人们不能不感受到，毛泽东此时既为中国有可能被改造而兴奋着，同时也在担忧旧事物不会被轻易改造成新事物。
游完长江之后，毛泽东的同僚下属都夸赞他。但毛泽东风趣地对朱仲丽(一名医生作家，王稼祥的妻子，是常接近毛泽东的一位)说:“人可不能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白淹死了。”
“我不相信，”朱仲丽笑着说，“您很会游泳。”
“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哆。r.0
毛泽东一直在南边巡游(直到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及中国的后院西藏出现叛乱迹象)。他试图摆脱在北京时日常事务的缠绕，慎独深思。他也是在用他最喜欢的方式，融于大自然之中来放松一下。他的医生说:“毛泽东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他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当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心境不好。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11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第+三章疑虑(1956-1957)
305毛泽东不是在各方面都能贯彻自己的路线。
有56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已经大大提高。
党代会的报告谈到中国的国际成就时，不时赢得阵阵掌声，而在谈到国内建设成就时掌声较少。
就毛泽东的感受来说，这次党代会表现出过分的自满。的确，他取得了几个明显的胜利:国防开支被削减;毛泽东当时喜欢的邓小平被提拔到新的重要岗位上，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毛泽东能与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那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不是那么重妥的第三号人物是彭真，他与刘少奇关系密切。
邓小平被毛泽东提升而超越了他，彭真时此可不高兴。他绝不接近毛泽东，于是在1966年被毛泽东清洗掉T。
难以对付的势力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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